袁世凯复辟是一出悲剧，正因为这出悲剧，中国陷入了几十年的军阀混战。考究其原因，唐氏没有像西方著作那样直接点明，但事实上列出两大理由，一是制度设计的扞格与制度与人的冲突，二是袁世凯本人思想境界之旧。此论固然突破了过去仅仅在袁氏个人品质道德上转、围绕着“皇帝梦”三字做文章的窠臼，但依然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嫌疑。

先说制度问题。辛亥革命一开始建立的政权性质是美国式的总统制，总统直接领导内阁。这是当时中国先进分子的共识，认为美国制度是最先进的，而中国学西方就要“法乎其上”，所以，一上手就是大总统云云，中国的华盛顿云云。然而，待将政权交给袁世凯之际，为了牵制这个枭雄，同是这些先进分子控制的临时参议院又将美国式的总统制改成内阁制（实际上法国式的半总统制），总统和内阁之间，加了个总理，由总理负责领导内阁。唐氏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这种制度转换，是革命党人想要“虚君”，而袁世凯根本不想做虚君，“政治矛盾要用枪杆解决，民国因此逐渐变成军阀的天下了。”

不错，当时的革命党人，的确在制度设计上欠考虑，他们一方面对西方制度有着近乎神圣的迷信，像当时的名记者黄远庸说的那样，幻想着只要民主共和的旗帜挂在城头，中国就可以立马改变了模样。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缺乏对民主制度的虔信，只是把这种制度当成工具，甚至看成可以和中国古老的权力技术嫁接起来的工具。所以，怪事就出来了：以彻底地学习西方的旗帜下的革命政府，不仅随意地以政府法令的方式侵夺公民权利（比如剪辫），而且可以在旬月之内，随意改变政体。

然而，革命党人的错误并不足以导致袁氏最终的帝制自为，跟后来的军阀混战更是没有直接的关系。唐德刚先生不是考证过了吗？宋教仁被刺案最终并没有跟袁世凯的直接联系，袁跟宋案的关系更可能像后来的蒋经国跟江南案的关系一样，是手下过于忠实之徒将马屁拍到马腿上的结果。而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不也是革命党人自己先打的第一枪，而且连蔡锷都对此表示声讨吗（实际上许多革命党人也对此不以为然，三督之中，广东的胡汉民和湖南的谭延闿实际上都是被迫参加的）？是国民党人自己破坏了宋案法律解决的可能，既然如此，袁世凯有必要跟革命党人一般见识，毁掉自己的合法性基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