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汉武帝刘彻下令为他的爱将霍去病建造一座形似祁连山的陵墓，并在陵墓四周列置十余件石雕作品，以象征性的手法来表现这位民族英雄生前的精神风貌与不朽功勋。其中的《马踏匈奴》尤为动人，堪称中国古代雕塑史上的典范之作。

将军墓前是一组夺人心魄的石雕

霍去病墓位于陕西兴平。两千多年来，这位抗击匈奴、屡建奇勋、扬大汉声威、长中华志气的民族英雄就静静地长眠在这里。当年，汉武帝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欲为他在长安建造豪宅，他却拒绝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将军的回答掷地有声，响彻寰宇。如今，相伴他的是巍巍祁连，还有一组夺人心魄的石雕。

匈奴是两汉王朝的最大边患，从汉高祖到汉景帝，屈辱性的“和亲”持续了一百四十多年，而和平仍是泡影。到汉武帝时代，国力大振，兵强马壮，开始了对匈奴的战争。从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到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十年中，共有大战三次，汉军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尤其是元狩四年的第三次大战，匈奴各以数万骑兵入侵右北平（今辽宁凌源西南）和定襄郡（今内蒙古长城以北地区），杀戮无数百姓。武帝以卫青出定襄，以霍去病出代郡（今河北怀安、涞源以西，山西阳高、浑源以东的内外长城间地区和长城外的东洋河流域）。卫青大破匈奴单于军，北至颜山赵信城（今蒙古国杭爱山南）而还。霍去病出代郡长驱两千余里，大破左贤王军，控制了河西地区，从此，匈奴北徙漠北（蒙古大沙漠以北地区），汉朝的西北边患被扫除，中原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畅通无阻。这对建立中华多民族国家、促进中国与中亚各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巨大的作用。

可惜的是，霍去病名“去病”却未去病，这位骁勇善战的骠骑大将军年仅24岁不幸病逝，武帝深为悼惜，特赐陪葬茂陵，并为他建造了形似祁连山的陵墓，以表彰他抗敌卫国的不朽功勋。

英雄的象征，恢宏的气度

霍去病墓的这组石雕，是中国雕塑史上的经典之作，是举世罕见的中国早期雕刻的宝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马踏匈奴》雕像。

这是一件纪念碑性质的圆雕，长190厘米，高168厘米。

在整体上，《马踏匈奴》雕像庄重威武，与武帝时期大汉王朝国富兵强的恢弘气度相一致，展示了一代名将抗击匈奴、捍卫国家统一的胜利者的豪迈姿态。

雕像的主体形象是一匹具有烈气英风的战马。它惊目如电，振翼云霄，蹄踏山摇。看到它，令人想起汉人的《天马歌》：

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

这的确是一匹令匈奴心寒胆颤的天马，更是抗匈名将霍去病的象征。

你看那个匈奴首领，此刻正蜷缩在天马的腹下，他持弓握箭，龇牙咧嘴，须髯耸动，似欲作垂死挣扎，但面对如此剽悍勇武的战马，挣扎是徒劳无益的，不甘于失败却注定要失败。当年，霍将军率数万铁骑北击匈奴，深入两千余里，夺得祁连山和河西走廊。匈奴被迫退出河西走廊时，曾编歌谣怀恋河西，词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无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同样无奈的呻吟在这被天马践踏的匈奴首领雕像中表现得格外鲜明，格外形象。一切好战的入侵者，其下场在《马踏匈奴》的雕像中展示得清清楚楚。

汉代的雕刻家在《马踏匈奴》这座纪念碑式的雕像的构思与雕刻上表现出卓越的才能。它以简练的线条、雄浑的气势、象征性的手法，成功地实现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这匹威武矫健、气度伟岸的战马代表着大汉九夷臣服、万方来朝的国家形象；它也是墓主人霍去病短暂一生所建立的盖世奇勋的艺术概括；它还体现了人民对和平的渴望。战马与匈奴首领形成鲜明的对照，前者是稳如泰山、镇定自若、睥睨一切的“静”，对它身下仰卧着的敌人甚至还带着点嘲讽的意味；后者是负隅顽抗、狼狈不堪的“动”。前者伟大，后者渺小；前者英武，后者卑琐。

将战争与和平的宏大主题，胜利与失败的千古定律浓缩在一座雕像中，这正是《马踏匈奴》在中国雕塑史上大放异彩的原因所在。两千多年的风风雨雨只能侵蚀雕像的部分表层石质，却永远也磨灭不了英雄霍去病的光辉业绩。“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至今仍振聋发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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