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父母被关押时直到1972年允许我们去探监，我们与父母真正是多年生死两茫茫。在监狱中，父亲坚持每天大声念英文、唱京戏，保持语言能力。他后来告诉我们，住单人牢房语言能力会强烈减退，王若飞当年从国民党监狱出来后，去修手表时把“表蒙子”说成“表锅盖”。

父亲对强加给他的种种不实之词，不管是面对专案组的逼供，还是万人大会的批斗，都没有违心承认过，真正坚持了真理。他们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抹杀阶级界限。父亲说，1954年宪法通过时，毛主席是赞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毛主席还讲过“不管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那还不就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吗！有意思的是，后来父亲当选委员长，回到家第一句话竟是:“记住，你们要违法，罪加一等！”我们一听不干了:“不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975年，父母从秦城监狱被放出，流放到秦岭大山中的商洛地区，住在一个干休所的几间简陋平房中。尽管生活清贫、受到软禁，但我们终于有机会和父母住在一起了。在商洛的这三年，父亲和我交流的机会比较多。父亲天天在读书、在思考问题，思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有时上街走一走，和市民、农民交谈，他本身也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母亲在1978年春天解放了，任商洛地区副专员，一天要去参加文艺演出并讲话，父亲亲笔帮母亲改发言稿，居然给母亲当了一回“秘书”。

我从1976年初到1978年底，在商洛地区氮肥厂做了3年学徒工，工资不如原来的民办教师的一半。学徒第一年的10月，“四人帮”被打倒了。父母的问题虽然还没有解决的迹象，但父亲却已经要我重新考虑申请入党问题。经过父亲开导我还是下了决心，向车间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直到父母已被接到西安后的1978年12月26日，我离开商洛的前一天，厂党委通知我去谈话。一位领导说，早已同意我入党，之所以等到今天才通知我，是为了挑个好日子———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

父亲95岁的一生，几十年为党和人民工作，在国民党监狱中坐了6年半，在自己的监狱中坐了9年。如果平均一下，每周差不多有一天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也许正是这种独特的坎坷经历，才使他在中国民主法制建设中发挥了特有的作用。

父亲一贯坚持两句非常有名的话:“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他为了探索法治和平等，矢志不渝，鞠躬尽瘁，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塑造了我们的独特家风。

1978年几百名老同志自发到机场迎接父亲重返北京

1978年12月28日，父母和我们一起回到了北京。那天傍晚，当我们乘坐的伊尔18飞机在首都机场停稳后，几百位老同志“呼啦”一下围到舷梯旁，父亲和老同志们一一握手。很多人都哭了，现场非常令人感动。

事后据老同志们说，那天下午，他们不到2点就到了机场。中组部来接的人说:飞机还没有从西安起飞，大家都回去吧。他们都不动。林铁夫妇、程子华、吕正操、郑天翔、甘英……整个候机室满满的，都坐不下，大家谁也不走。

一直等到5点多钟，天黑了，飞机才来。机场还不准开正门，吕正操的弟弟把候机室的正门打开，大家蜂拥而出，把飞机舷梯围起来。程子华、郑天翔等几个人先上了飞机。然后，父亲和母亲从舷梯上走下来，他们穿着整齐、笔挺，像出访回国一样气派。

来到候机室，父亲和大家一一握手，程子华站在父亲的旁边介绍。父亲的眼圈都红了。程子华说:彭真同志累了，就到此吧。以后大家可以去看他。

父亲住在前门饭店，连续半个月，看望他的干部、群众络绎不绝。母亲说，没有想到会去那么多人接父亲。历尽劫波，父亲依旧忠贞党的事业。有一次，父亲在中央党校作报告，突然停电。几分钟后，灯光亮起。面对一张条子提的“你对‘文革’中自己的遭遇怎样看”的问题，父亲回答:“文革”就像刚才停电一样，在历史上只是短暂的一刻，已经过去了。全场掌声雷动。

“文革”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在政治分析之外———是对于建国以来正在构建的自己的法律体系的一个彻底反动。“文革”把我们的整个法制破坏殆尽，人民的各项权利在根本上丧失了法律保障。进入新时期以后，全国人民最大的一个心声就是“人心思法”，都盼望着进入一个法治社会。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的讲话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所以，真正的大规模恢复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从1979年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