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克复江宁，平定太平天国，万业蓬勃向上，道光年间就已实施的“票盐制度”重新开始实施，因原有盐商逃离，政府招商领取盐票，运卖淮盐。当时的湖南人要不缺少资金，要不没有商业头脑，两者皆具的朱昌琳“独见机先”，领得盐票34张，创乾顺泰盐号。

才过两年，即同治五年(1866年)，李鸿章以筹款为名，责令盐商报效白银三十万两，买得专利权，垄断运销，“盐商即据盐票为永业”。

此前，朱昌琳购得的盐票，从最初的“贾费初值十金”，因为政策的变化“已值巨万”。也就是说，朱昌琳坐在家中，凭借盐票，即可跻身豪富之列。这就好比，中国最初在深圳买得深发展股票的人，陡然之间发了大财。

当年湖南有淮盐运商二三十家，分成五帮，湖南本帮的头号大爷就是朱昌琳所开的乾顺泰盐号，该盐号自有盐票34张，租用45张，最多时多达百张，也就是说，朱家盐号每年向湖南(部分销湖北)垄断倾销食盐达15000吨至21120吨之间，运盐量占湖南总运盐量的五分之一。南县乌嘴为朱家卸盐的专用码头。朱家富商地位由此确立。

再过数年，又有新的政策利好消息传来，陕甘总督左宗棠平定回民起义。

在回民起义之前，甘肃、新疆茶政，向来就由晋商承办，谓之“东商”，经营方式与盐法相同。回民起义后，原有茶商(晋商)因战乱而逃散。左宗棠平定陕甘后，无法招回原来商人，但地方经济又急待恢复，于是左宗棠就到老家湖南招商，委托湖南人承办运茶事务，称之为“南商”，所销运的都是湖南砖茶，数年后，晋商才归来，只好向湖南商人承拨分销，但此时湖南商人的运茶垄断权已占到十分之七，而晋商只占到十分之三(裴景福《河海昆仑录》)，湘商占据绝对性优势。朱昌琳此时已成“南柜总商”，湖南黑茶经朱昌琳等人之手源源不断倾销中国西北，甚至跨国贸易到俄罗斯。

长沙《大公报》记载:当年，朱昌琳在长沙太平街设朱乾升茶叶总栈，湖北、陕西、甘肃、新疆等处设分栈；湖南安化设总茶庄，汉口、泾阳、羊楼峒、西安、兰州等处设分庄，雇用人员不下数千百辈。余尧衢(即晚清名臣余肇康，回湘曾主持修筑长株段铁路)、胡绍虞一贵一富，即由朱乾升分号分庄出身。

盐、茶大生意之外，朱家又在湖南及安徽广买田地和铺屋(即门面)居宅，田地至少拥有二万五千多石田租，铺屋仅在省城长沙，就拥有太平街乾升总栈及附近铺屋，又有金线街、高井巷、孚家巷、伍家井等处房屋，不下数十栋。长沙乡镇房屋，则有纯化镇之棠坡，绵亘几坡几岭；北门外丝茅冲之公园，周围约近十余里，为长沙各私园之冠。朱昌琳又曾出家财巨万，开挖新河船埠，既完成清代名臣赵申乔、陈宏谋不能完成的伟绩，又获得有“小南京”之称的长沙北门外新河镇长庆街大量铺屋。

有人曾问及朱昌琳聚财之法，朱昌琳说:“务审时，如治国”。说的就是，做生意，一定要把握住政策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