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汪伪集团的首脑，张发奎却作了异于常人的评价，他说陈璧君“同日本人打交道是比较强硬的，她就是这种类型的人。陈公博周佛海在上海同日本人打交道也比较坚定，当日本人欺凌上海市民时，陈公博敢于大胆提出异议，这就是上海市民对陈公博周佛海印象良好的原因。倘若戴笠不在1946年3月死于空难，周佛海会离开监狱的”。

张发奎是北伐名将，在汀泗桥、贺胜桥、武昌攻城之役，他身先士卒，勇往直前，荣获“铁军”之誉。他手下的第四军参谋长谢膺白，在中共的武汉战犯管理所中写了一篇《张发奎传略》，对他的人格、政治立场横加抨击，但也毕竟承认他“自从带兵以来，约束自身相当严格，生活相当俭朴，不敢浪费”，另一位在第四军当过政治部主任的麦朝枢也在大陆的“政协文史资料”中撰写《我所了解的张发奎》一文，称“张氏有其他军人所不及者二事，即一不浪杀人，二不念旧恶。前者指独操生杀之权，而从不以私意杀人，故能得部属之信任，第四军解体后，其精神永远存在。后者系指他对朋友及部属之过失，说说骂骂便了，而从不存心算账，故部属都具安全感，语日: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反对英军在香港受降

张发查早年是汪精卫的追随者，以伺候孙中山的虔诚来效忠汪精卫，但1939年汪精卫降日后，张即动员在粤北的党政军要人签署通电，还向广东民众发表广播演说，谴责汪氏叛国投敌。虽然张本人对蒋介石有所不满，但他坚持“民族大义重于私人恩怨”，“我敢毫无疑问地说，余汉谋、白崇禧、薛岳与我不顾及蒋先生的各种缺失，仍寄信心与希望于蒋先生，是因为他坚持抗日。国难应该重于一切私怨的”。

抗战胜利后，盟军总部原已决定第四战区派大员去香港接受日本驻军投降仪式，但英相丘吉尔为了维系大英帝国的面子，便要求美国人去游说蒋介石，最后蒋同意由英方主持受降典礼。张发奎说:“我们不应该同意这一更改，不应该屈服于英美的压力。对于香港受降任务，我特别感到兴奋。香港在国人心目之中，是一个国耻的创伤。过去它是罪犯的避风港、资本家官僚们的乐团。广东风气的败坏，以及广东政治的商业买办化，都直接受香港的影响。盟军最高统帅部首先划定香港地区归中国接收，根据战后领土主权完整及民族愿望的观点，是有充分理由的。”

抗战胜利后，在军委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任上，毅然下令逮捕意籍日本间谍、法国领事卫映章的姘妇贝安加，并派兵包围法国驻穗领事馆，强行搜索该犯之来往文件档案，勒令法领事当面签字认错。1945年10月断然派刘绍武师长事部封锁穗澳边境，禁止肉类蔬菜出口，迫使澳葡当局引渡匿澳日本战犯与汉奸且查封其财产。1948年1月批准军统广州站组织特别行动队，在港九散发传单，警告港英当局停楚屏山机场、取消限制华人入境，引渡所有汉奸到广州受审，否则将发动十万青年对香港实施毁灭性行动。凡此种种都维护了国家主权、捍卫了港澳同胞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