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擅自实行焦土政策，他必须为长沙大火负全责，我认为应该枪毙的是张治中，而非长沙警备司令酆悌。”

东北行营主任兼行营政委会主任“熊式辉爱摆官僚架子，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是个小有才干的军入，但心高气傲”。

“蒋先生与国民政府第二个重大军事失误是在共产党问题获得解决之前就下令裁军。许多军级单位被裁撤，导致军官们突然失业。问题不在于给他们 (安插到后备军官团)吃饭就够了，此举影响士气。裁减军队、与民生患这是对的，可是执行过程太仓促了，这是大多数高级将领的观点。这事又得归咎于陈诚，此人 鼓吹裁军最力，又十分冲动。”

八年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

1936年蒋先生任命薛岳为贵州省主席后，龙云与薛结拜成金兰兄弟，“我不喜欢这类东西，这属于封建性质。在军阀时代，这种结拜弟兄具有政治谋略的特性。当军人想利用别人时，他们便以交换红帖子来变成义兄弟，帖上写着‘同生共死’云云。”

“在共军与土匪被赶走后，复兴重建工作应该交给政治家去做，但是有些军人自私自利野心勃勃，他们兼任省主席，那就是军人怎样会变得有钱有势。虽然我是粗鲁的军人，我知道在如此环境下潜藏的危机，我强烈反对任命军人任省主席的倾向。试问哪一个省是由军人治理好的?政治智慧绝非轻易得到的。我想不出有任何一位军人任省主席政绩良好。有人说福建省主席陈仪，然而我不同意这一说法——许多善事是我在福建做的。我感觉军入十之八九是独裁者，倘若我当了省主席，也许我也会变成独裁者。但我从来不想被任命为省主席，我始终认为军人从政是错误的。统率一万多人的一个军已经够困难了。一个最小的县也居住至少八千人，而大的县份往往超过一百万人。如果管理一个军够伤脑筋了，一名军人怎能去管理一个县!命令发布下去，绝不能保证它得到执行，很难指望老百姓会执行某人的命令，因为他们绝不是像士兵那样组织严密。”

“我参加了淞沪、武汉、桂柳会战。可以说，在战略上这三次会战都是成功的，我们以空间换取了时间，但在战术上，我们失败了。讲句真话，我们从未取得一次胜利。只是延宕了敌人的前进，还多次重创敌军。大多数海内外同胞认为，我们以劣势装备与粗浅训练，英勇地与武器精良训练一流的敌军鏖战了八年，最终取得了胜利。然而从一个军人的观点，我认为谈不上英雄史诗，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以空间换取时间。”

军人通常喜欢夸大战绩，张发奎却截然相反。他说:“老百姓称赞我的炮兵是神炮，虽然击中了出云舰，我们也只能打它个轻伤，打不沉它，因为我们的大炮火力不够。我们一开炮，敌军水兵就躲到甲板底下。事实上，出云舰没有遭受伤亡”。“我们的船舰太小，效益不彰，海军陷于崩溃境地，敷设的水雷没什么大用处，因为敌人拥有扫雷舰，汉奸‘水老鼠’扫尽了我们在长江与鄱阳湖布下的水雷。在水底，竖立横跨长江的铁丝栅栏网，是因为我们没有海军，那可不顶事。”“在淞沪会战，我们的空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实际上几乎是耗尽了。剩下的飞机不敢出外攻击敌军，而敌人的飞机却低飞掠过我军阵地，日以继夜。我们的高射炮没有击落过敌机。有时我们派蛙人去炸敌舰，可是未曾对敌舰造成重大损伤。”张发奎不浪杀人不念旧恶

对于国民党在军中建立的政治工作，他认为“毫无价值，他们的工作并不认真，给人留下傲慢自大的印象。共产党的政工人员在亲近民众方面成效卓著，国民党的政训处人员只是监督部队长对蒋先生的忠诚程度”。

对于内战期间国民党在地方基层建立的保甲制度，张发奎认为是“徒有其名，不起作用”，“许多民众痛恨保甲制度，不是因为制度本身，而是因为人民厕身其中。以前村长是压迫全体村民的唯一恶人，保甲制度却把保甲长添加到压迫下层民众的行列中去了。保长压甲长，甲长压迫百姓，每当设立一个新的机构，中国人的贪腐陋习便乘势蔓延，新的机构打开了攫取更多贪污机会的大门，像民谚所说:一个香炉一个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