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张九龄的诗词风格和张说一脉相承，这一点也是别人无法相比的。平日里，他经常和皇帝大人就文学问题展开讨论，好比同志一样互相勉励，互相进步，他的日子自然也就更好过了。但是，狗屎运踩多了，鞋底就会发臭。当上中书舍人没几年，他就被贬为太常少卿，从有实权的秩官一下子变成工资少、不管事的散官。这是为啥呢？说起来还和他的大恩人张说有关。张说与张九龄相反，是个脑子慢又不注意细节的人。当年他和姚崇两人斗得死去活来，姚崇死后他前去假惺惺地吊唁。姚崇的几个儿子表示感谢，并呈上老爹珍藏多年的珠宝，希望他写个墓志铭。张说见钱眼开，立马就答应了。过了几天，他突然觉得不对，写了墓志铭就表示我俩关系不错，这以后想收拾姚崇的儿子可怎么下手呢？他就厚着脸皮上门想要回来，姚崇儿子很客气地告他珠宝不用还了，墓志铭您也别想要了，我们早就交给皇上了。张说悔得直掐大腿，原来姚崇临死前早就算计好他了。

斗完了姚崇，张说就开始找别人的麻烦，很快他就找到了御史中丞宇文融。宇文融每次向唐明皇汇报工作，张说就出来找茬，找得多了就成了仇家，至少在宇文融看来是如此。张九龄通过工作上的接触，看出宇文融是个有仇必报的人，就提醒张说提防着点。张说不以为然，想当年自己跟姚崇斗的时候他宇文融还不知道在哪儿干嘛呢。没过多久，宇文融找了个理由就把张说干倒了，丢了相位不说，还吃了两天牢饭。张九龄和张说的关系是举朝皆知的，所以也跟着受了牵连。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张九龄很有识人之才，属于一叶知秋的那种猛人类型。多年后，当吃了败仗的安禄山被押送到京商议如何定罪时，张九龄一眼看出此人日后必反，力主马上砍头。唐明皇心软，耳根也软，被李林甫劝了几句就放了。等到安史之乱爆发，唐明皇先丢了长安，后丢了杨贵妃，最后连皇位也丢了，这时才想起张九龄的英明。

过了几年，张说病死，唐明皇怀旧了一下，顺道也想起了张九龄，尤其是他的诗文。于是就重新起用张九龄，任命为相当于副宰相的中书侍郎。至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正式提拔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开元年间最后一位杰出的宰相。这时的唐明皇步入中年，早已没了年轻时奋发图强的劲头，整天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他尤其溺爱自己的耳朵，什么坏事、指责、弊端等等能不听就不听，反之如果是祥瑞、颂扬之类的话有多少他收多少，也不怕撑着。时间一长，耳朵就得糖尿病了。张九龄恰恰相反，之前一直走得比较顺，即使遇到点风浪也很容易过去了，所以他的性格一直没变，做事方法也没变。注重细节的人大都有个特点，就是做事一板一眼，不肯拿原则做交换，我们称之为死心眼。我们来看看张九龄是如何死心眼的。

当时的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镇守边疆，十分能干。他经常搞点挑拨离间的事情，打得契丹等北方民族尿滚屁流。唐明皇早年马上得天下，体内的武人情结使他很赏识张守珪，就想送他一顶宰相的帽子戴戴。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张九龄，张九龄回答得很干脆—不行！宰相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职位，怎么能拿来当红包随便发呢？唐明皇又说就给个帽子，不给办公室，让他当个有名无实的宰相。张九龄的回答还是很干脆—不行！孔老二说过，官职和权力是帝王的工具，很严肃很严肃，怎么当儿戏借给他人呢？今天张守珪打败了契丹就封个宰相，后天他要是再打败了奚和突厥，您老该封他什么官呢？一听孔老二都搬出来了，唐明皇马上作出了明智的选择—闭嘴。

这种类似的谈话还很多。如果是换作哥们儿弟兄还好说，但是和皇帝也这么说，那么好日子就到头了，因为这种谈话方式有个学名叫抬杠。而且可气的是，张九龄每次都像个活字典，总是引经据典，拿圣人的话给自己助威，即俗称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抬杠也抬得很有风度）。唐朝的皇帝们都还算讲理，唐明皇打死也不敢否定孔子、孟子这些人说的话是垃圾，所以只好认栽。一次两次还好，时间一长，这皇帝就受不了了。加上这个时候蹦出来个马屁精李林甫，唐明皇爱听啥，他就说啥，唐明皇不爱听啥，他就同仇敌忾，加以反驳。这样在皇帝面前，张九龄天天唱白脸，李林甫天天唱红脸，两人的区别就如同美人鱼和恐龙一样明显。几年下来，唐明皇就烦透了张九龄。其实，张九龄的出发点是好的，他本人正直无私，看人看事有时比唐明皇还要透彻。但是，做工作有时要讲方法，尤其是在皇帝面前做事。这一点他比起姚崇就差得很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