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的尊重和关心

周恩来感人的情怀更生动地表现在对毛泽东的尊重和无微不至的关心上。重病中的周恩来往往忘了自己的病痛，一如既往地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请示对策，并且无时不在关注毛泽东的健康。1975年5月以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但周恩来仍于7月6日、20日两次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7月7日至16日又连续约见汪东兴等同志，讨论和研究毛泽东白内障治疗问题。还两次约见负责毛泽东治疗的医生谈话，进一步研究治疗方案，增加医生的信心。7月23日毛泽东施行白内障治疗手术时，周恩来拖着衰弱不堪的病体在毛泽东住处守候。

为了减轻毛泽东的精神负担，周恩来还不时亲自写信，向毛泽东详细汇报自己的病情和治疗方案，让毛泽东放心。例如3月20日凌晨，周恩来支撑病体写了一份700多字的报告，向在南方的毛泽东详细说明几年来自己病情发展变化的过程。对新出现的肿瘤，周恩来写道:“不管它良性或者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他治疗办法。”“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造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几天后，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从杭州毛泽东住地打电话向周恩来报告:医疗组关于总理的病情报告都给主席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知道两位伟人重病中如此推心置腹的思念交往，有关人员都禁不住痛楚连心，潸然泪下。又如6月16日，就3月26日做第三次大手术后的情况，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告知这一段时间“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但“膀胱出血仍未断”，癌细胞屡有发现。经与中央常委四人研究后，决定提前进行膀胱镜电烧治疗。信中提出:“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信中还请毛泽东早治眼病，以利健康和工作。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身体如此关切，一方面是出于内心的由衷崇敬，同时也是认为，只有毛泽东健在，“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才能得到遏止。1974年11月6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筹备情况和自己病情的信中曾说:“我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

病中周恩来对毛泽东总是念念不忘，7月5日用毛笔书写:“毛主席教导中国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1976年元旦，长期处于昏睡状态的周恩来，清醒时从广播中听到毛泽东新发表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上》和《念奴娇·鸟儿问答》，示意工作人员买来诗词本，并听读这两首词。读后，要求将诗词本放置枕边。与病痛作顽强的、最后的斗争之际，周恩来多次询问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关注，把两位伟人的心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紧紧联在一起。

严于律己，终身不搞特殊

重病中的周恩来仍保持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高尚品德。他坚持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以一位普通党员的身份，严格遵守党的各种纪律和国家有关规定，做到终身不搞特殊。

在他养病期间，限于组织的规定，他的亲侄女周秉德不能到医院探望。周恩来严格遵守组织规定，通过电话对周秉德进行规劝，要她不要过于悲痛。关于生死问题，他说:“这有什么难过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一天。应该相信规律。”1975年，得知另一侄女周秉建被抽调到内蒙古自治区团委工作时，他托人转达要周秉建返回牧区的意见，并在病床上打电话给秉建，鼓励她学好蒙语，扎根草原干革命。10月，得知秉建经插队地区牧民推荐，被批准进入内蒙古大学蒙语专业学习的消息，他又托邓颖超转告秉建:要继续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坚持在基层、坚持在牧区干到底。

周恩来完全不顾自己的病体，他心中想的只有党、国家和别人。9月底，他自己判断病已无治，对大夫张佐良、吴蔚然说，我的病，在医院待下去已没有多少意义了，可否搬回家(西花厅)去住，这里还有好多病人，你们应去照护他们。11月，病势更加严重，周恩来以极大毅力与病痛作斗争。他躺在病床上听医务人员读报，关注国内的政治局势。由于吞咽困难，医护人员帮助他数吞咽次数下咽食物。每当剧痛来时，他从不露痛苦的表情，只是紧握医护人员的手，并鼓励她们，你们可以在我身上很好总结治疗癌症的经验，我相信我们总有办法征服癌症的，这种危害人民的疾病，总有一天会被你们突破的。

周恩来根据50年代与邓颖超的共同商定，死后将两人骨灰全部撒掉，不做任何保留。他一再叮嘱邓颖超:葬礼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任何人。一定不要搞特殊化。1976年1月7日晚11时，已处于弥留之际的周恩来，辨认出面前的医生吴阶平等守候在旁，声音微弱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生前说的最后的话。1月8日上午9时57分，一代伟人，我们的好总理病逝于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终年78岁。

周恩来是真正高尚的人，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