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10年（前197年）9月，陈豨勾结匈奴，举兵反叛，刘邦率军征讨。第二年春天，韩王信协同匈奴骑兵一部，入驻参合（今山西阳高），策应陈豨，刘邦派将军柴武前往迎击。柴武在高祖的授意下，让人写了一封情词恳切的信给韩王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规劝他反正回头。信中说:“陛下宽仁厚德，诸侯虽有叛逃的，只要迷途知返，总是从宽处理，往往恢复他们原来的爵位待遇，而不加以诛杀，这是大王你所熟知的。刻下大王只不过因为战败逃到胡地，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大罪，希望你能从速自动归顺！”韩王信得信后，反复阅读，思虑再三，绕室彷徨，百感如潮。一方面，他本无叛意，何况天下叛徒的日子通常都不大好过；另一方面，他也清楚地看到天下大势和刘邦的心理与作风的变化，对此心存戒惧。于是他修书一封，婉言谢绝。韩王信在这封颇有名气的回信中说:“陛下把我从市井之中提拔出来，终于南面称王，这是我平生的荣幸。不过，荥阳战役，我不能像周苛、枞公那样宁死不屈，反而成了项籍的阶下之囚，这是我的第一桩罪。等到匈奴围攻马邑，我不能坚守，却以城池为礼物向敌人投降，这是我的第二桩罪。而今反过来替匈奴将兵，对抗汉军与将军争战，这是我的第三桩罪。当初文种、范蠡为越国立下大功，没犯下任何一样罪错，依然不免一死一逃；而我在皇上面前，却积有三项大罪，想在汉廷乞活，是不可能的事。当年伍子胥得罪了吴王夫差却不知逃离，终于死在吴国，前车可鉴啊！如今我逃匿在荒山野谷的不毛之地，日夜向蛮夷乞讨过活，倦鸟思归的意愿，好比风痹症患者时刻渴望着站起来、瞎眼的人时刻渴望着重见光明一样强烈。然而，情势不许可啊！”

于是刀兵相见。汉军大胜，“柴将军屠参合，斩韩王信”。

当初，韩王信逃亡匈奴时，因为已经作了一定的准备，还顾得上携家带口，包括王太子在内，尚不算太过狼狈。后来到了颓当城，居然一下子添了两口男丁:王妃产下一子，因地制宜命名为韩颓当；太子妃也产下一子，取名韩婴。文帝14年，韩颓当、韩婴叔侄率领他们的部属投归了大汉。文帝龙颜大悦，封韩颓当为弓高侯，韩婴为襄城侯。景帝时，吴、楚七国叛乱，韩颓当以将军的身份跟随太尉周亚夫平叛，“弓高侯功冠诸将”。这是后话。

我对张良与韩王信之间的瓜葛颇感兴趣。可惜遍索史书，所获甚微，还请高明不吝指教。梁某认为，这应该跟大汉立国、刘邦登基后张良耐人寻味的政治态度存在着某种直接的因果关系。

2.赵王张耳。

汉4年（前203年）11月，刘邦立张耳为赵王，大致辖治原赵国故地，都襄国（今河北邢台）。第二年秋天，张耳病死，他的儿子张敖袭封为赵王。张耳的故事已见前述，这里单表张敖。

提起此马来头大，几乎占尽了人世间的便宜:张敖是赵王的儿子，高祖的女婿，惠帝的大舅子，鲁元公主的丈夫。他性格懦弱，为人谦恭，对现实十分满足，对大汉王朝也异常忠诚。即便如此，他还是失去了封国，而且险些性命不保。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汉7年（前200年）12月，刘邦北征匈奴，铩羽南归，憋了一肚子的气。途经赵国时，张敖没日没夜地亲自侍候皇上兼岳丈，又将随从人马上上下下都打点照顾得非常周到，表现得十分恭谨有礼。高祖却左右看他不顺眼，极为狂躁倨傲，动辄跳起脚来破口大骂，用词之肮脏下流，令人不堪入耳。张敖脾气好，倒还没什么；赵相贯高、赵午等人却忍无可忍，实在看不过眼了。贯高、赵午本是张耳的门客，长期追随张氏，两人都60多岁了，平时为人都颇有豪气。他们愤怒地说:“皇上欺人太甚！我们赵王过于孱弱！”就对张敖进言:“天下豪杰并起，有才能者先居帝位。现在大王对皇上那般恭敬，而皇上对你却缺乏最起码的礼貌，请允许我们替大王把他干掉！”张敖听了，大惊失色，用牙齿将手指咬出血来，说:“你们怎么可以说这样大逆不道的话呢！先父亡了国，全靠皇上的力量才得以恢复，德泽流被子孙，这是何等的恩德啊！希望你们以后再不要这样说话！”贯高、赵午表面上应承，私下却召集十余名亲信商议说:“这实在是我们的错误。我们赵王是忠厚长者，不肯背德。但我等却不能接受任何人的侮辱！如今皇帝侮辱我们赵王，所以想干掉他，谁叫他那么不管不顾地辱骂我们大王呢？老子让他骂个够！我们自行其是，如果事情成功，就归功于大王；万一失败，就由我们自己独立承担好了！”随后，这一小撮密谋分子开始分头准备。

第二年，高祖在东垣（今河北石家庄）击败韩王信余党后班师回朝，再度经过赵国。贯高等人认为时机到了，便将刺客预先埋伏在专为高祖歇宿准备的柏人（今河北柏乡）行辕的厕所里面的夹墙中，准备在刘邦睡觉或如厕时伺机行刺。

据说帝王都有异秉，尤其是开国皇帝。刘邦到了柏人，天色向晚，准备留宿。忽然间心有所动，眼皮直跳，便问道:“这地方县名是什么？”侍从告诉他:“柏人。”高祖自言自语道:“柏人柏人，受迫于人！”于是临时决定不作停留，扬长而去。人算不如天算，一次精心策划的谋杀案于是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