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问李作鹏对辩护律师有什么要求时，他若有所思地说:“请你们来，我只有三点要求:第一，实事求是，希望按这条原则办事；第二，维护党的政策，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第三，维护国家的法律，合乎法律的不希望你们说话。”
接着再次表白:“我自己有什么罪，该承认的我会承认的，一句话也不希望你们讲。我的罪行涉及高层活动，我这些年已经写了10万字以上的材料。对审讯中提出的问题我都作了回答，有些不同意的我也回答了，当时讲得太多了不太适当，成了不认罪。
预审时，有些有保留的重大原则问题我都提出来了。给我辩护，要看看这些材料，大体上有个数。”接着又说:“将来公开审判时，我不想多说话。身体不好，有心脏病，一激动就犯病。我不愿死在法庭上，那样影响不好。反正许多话我在预审时都讲过了。”
这时，律师告诉他: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对起诉书上指控的认定，都是要经过庭审调查的，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在庭审中被告人对证据进行质证，这是被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李作鹏听后似乎并不以为然地说:“必要的话，我会回答的。但不愿意详细讲不同的意见，也不进行激烈的争论，因为一争论，就犯病。我性情很急，压制不住。有必要时请你们帮我回答若干问题，如你们认为没有必要，可以不吭声。”
李作鹏的心脏病看来不轻，会见中不时大口喘着气，说话不紧不慢，讲一会儿停一会儿，断断续续。只是讲到关键处，非常激动，时而又好像在有意识地克制自己。不等律师作答，李作鹏转过话题，想听听律师的意见，说:“你们可以给我提点意见。”
这时，律师先是表示愿意提供意见，但从辩护工作的实际出发，还是想尽量多听听他的想法，于是启发他继续谈下去。张思之律师说:“你对律师提的3点要求是合法的，与诉讼法规定的律师职责也是一致的。你说你还有一些保留，可以谈谈。”
李作鹏虽然一再声称“有什么罪，我承担，我不抵赖，我不想多说什么，不愿意详细讲”，其实却并不如此。当律师具体地问他究竟还有哪些保留时，他的回答表明他对起诉书的每一条对于他的指控、每一句提法都作过仔细的琢磨，并结合切身利害经过思索。他说:“我看了起诉书，感到有些问题不实事求是。
有些我可以接受，有的我保留。对迫害干部问题，讲我直接迫害了120人，雷永通等3人死亡，我还没有看到证据，我有怀疑，对直接诬陷、迫害的‘直接’应该怎么样解释法，我还没有弄得很清楚。过去预审时讲海军里有3000起冤案，我批驳了这个观点，站不住脚。现在起诉书改写为直接诬陷、迫害120人，还有3条人命，不知有什么证据。
如有真凭实据，我认。关于雷永通的死，不是我迫害的。他是海军学院的政委，我的老战友，从1934年到1937年我们一直在一起工作，平常我与雷的关系是好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也在一起。
说我迫害死他，没有根据。海军学院在南京，造反开始与“红纵”是一起的，“红纵”是张春桥支持的，开始反省委，武汉“七二0”事件后反许世友，反得很利害，我和许的关系是不错的，他是个好人，我就给南京发了个电话稿，说不能打倒许世友，时间是1967年8月底。接到我的电话稿以后他们马上转过来支持许世友，在南京到处贴我的电话稿，一直贴到兰州，对此，许世友当然很感激我，“八二七”派就慢慢在南京占了优势。”
“后来军委指示要军事学院交给军区整顿，南京军区把海军学院交给了江苏军区，江苏军区派的工作队到海军学院搞刑讯逼供，给雷永通安的罪名是叛徒，把他整死了。这个事情许世友和他的老婆都知道。南京军区两次派人到海军道歉，表示对不起海军。对此事，因为当时确实比较乱，我们也就谅解了，但对这样搞法我们是有意见的。对这个问题我可以请许世友和许世友的夫人以及请南京军区来证明，他们是知道的。这件事，我过去写的材料里都没讲过。”
除此之外，李作鹏还表示:“预审中还提到迫害苏振华的事。我当时是冒了极大风险保护苏振华的。现在起诉书里没有写上，这一点我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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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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