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2月18日,宋子文成为《时代》封面人物。此前两周,他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代院长。照片上的小字为“通往胜利的路在峭壁之上”。

他的命运是时代的悲剧

南方都市报:正如你所说，宋子文是“两朝国舅”，但却最终与蒋介石闹翻。宋与蒋的根本矛盾在哪里？

吴景平:蒋介石与宋子文的矛盾，同蒋介石与汪精卫的矛盾，属于不同性质。蒋介石与汪精卫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汪精卫最后走向了中国、中华民族的对立面，走到了日本侵略者那边。而蒋介石和宋子文在这点上始终是一致的，对外敌入侵的态度非常清楚。所以虽然在战前宋子文对蒋的意见非常大，1933年毅然决然地辞去了所有职务，但是等到抗战爆发以后，国难当头，获取外援面临的困难越来越严重，他就感觉到自己应该站出来了。他与美国各方都有着良好的人脉关系，他认为应当把这些资源都贡献给国家民族和政府，这是他肯站出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到了后期，他看到国民党的统治迅速走向没落，他也感觉到了危机意识。

蒋与宋的矛盾，最根本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应当说宋子文更加了解近代民主的观念和理念，更了解国家、社会、公众各方面的关系，国与国的关系，更代表近代化的趋势。但是，其实他在当时那种环境中也没有其他的选择。由于宋子文与蒋介石基本理念的不同、价值观的不同、性格的不同，使得他们产生了分歧。对于宋子文，让他做无法做下去的事情，他就一定不会做的。要抛弃原则来一味迎合蒋介石，宋子文最终是不会愿意的。

南方都市报:你说过，宋子文的失败，不是他个人的失败，他的悲剧在于不能选择自己的命运。为什么这么说？

吴景平:宋子文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来去了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又在花旗银行实习过，回国以后也在孙中山手下工作过。按照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有一个很好的专业训练背景。姐姐是宋庆龄，姐夫孙中山是他走上政治道路的最初引路人。他也亲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其间和毛泽东、周恩来及其他中共高层人士都是有接触的。他们都参加过国民党“二大”，还跟宋庆龄、毛泽东等人开会讨论过一些重大的问题。

在经历后来的社会变迁、政治动乱、国共纷争之后，宋子文的政治选择没有像宋庆龄那样坚定，出污泥而不染。但宋子文确实也是希望用自己在经济方面的专长，使得中国富强起来，让中国的问题得到解决，这可以说是他实现抱负的寄托。虽然他逐渐认识了国民党政权的问题，几次提出辞职，但是除此之外，对他而言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不能苛求他完全站在工农大众这一边，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宋子文提出过很多关于实现中国的经济现代化、金融的现代化的想法，包括具体措施和基本制度，他都有考虑，包括提高中国国际地位。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当中国在国际上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当国共两党还不能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识的时候，很多人就是悲剧人物。对于国共关系的历史问题，当代人、后人应当而且完全可能高瞻远瞩，从整个中华民族根本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来化解这些问题，其中能不能正确对待历史就是一个重大的考验。

南方都市报:在研究宋子文的时候，你感到压力大吗？

吴景平:我认为对待历史要实事求是，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明确的原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使我有了学术研究的信心，只要我是客观地实事求是地从历史研究、做学问的基本准则出发就行。我没有任何预设，比如必须把宋子文拔高或者贬低到某个地步，没有这样的预设。我有一分史料、一分依据，就说一分话，这使得我足以在任何场合有自信心。我不会为了拔高历史人物而违背一些基本的业已清楚的史实，所以我认为研究宋子文不存在压力的问题。

但是有难度，我认为难度很大。比如对“四大家族”的贪腐问题，你要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包括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国民党高层，对以往被通常已经有定论的这些人物，要作出一些新的评价，或者要有新的史料、依据来检验它，难度都是非常高的。如果我们今天仅仅按照某份报纸的观点来提出判断是不行的，报纸各种各样，而对同一件事情，大家也是众说纷纭的，甚至史料也有互相矛盾的地方。这要完整地掌握大陆、台湾、海外的史料之后，才能作出判断。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有认为已经看过了有关宋子文的全部档案文献。因为其他地方还有关于他的文献，大陆、台湾方面都还有。

现在我们逐渐可以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历史人物和他们的主要功过，与以往相比，我们有信心做得更科学、客观一些，但这是一个过程，而且不是靠我个人可以解决的。这不只是某个人的事情，我认为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者都有这个责任和义务。研究宋子文档案、研究宋子文，它更大的意义、价值在于说明在国家、民族经历的苦难的、曲折的、不平凡的岁月中，有太多重大的问题需要梳理和总结。涉及到要对个人进行评价的时候，我们同样应当非常慎重，不能简单地否定或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