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佛研究所最重要的收藏

南方都市报:胡佛研究所将蒋介石日记和宋子文档案看作他们最重要的收藏资料，它们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地位？

吴景平:胡佛研究所也有一些其他民国人物的档案，如张公权即张嘉璈档案，他担任过中国银行总经理，后来担任过铁道部长、交通部长。但是，他的历史地位、经历远不如宋子文那样显赫和重要。以往我们说起民国历史，总会提到蒋宋孔陈，他们是最高层次的。宋子文的个人档案都在胡佛研究所。孔祥熙的档案两年前刚刚进了胡佛研究所，到目前还没有开放，对它的整理也是最近刚到尾声。从我们对孔祥熙档案目录的初步了解，可以判断主要是一些公务方面的文件，涉及到以往完全不知道的领域的，不是太多。宋子文的档案就不同了，因为记载了他生平涉及到的很多重要问题的有关经历。比如保留了他和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等几位盟国最高领导人之间非常机密的会谈记录、往来函电，这些又是以往公布的档案中所没有的记载，与以往的档案具有相当大的互补性。

南方都市报:你是研究宋子文的专家，在你的角度，或者说在史学界的角度，胡佛这批档案带来了什么新的发现？

吴景平:可以说有相当多的发现。以往我们对宋子文的认识恐怕还处于一个宏观的层面，虽然可以把他跟蒋介石和孔祥熙区别开来，但是要把宋子文和他自己区别开来，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具体事务上、跟不同人的交往中体现出来的丰富性，不看宋子文档案是不可能了解的。因为宋子文档案保留了宋子文和数以百计的中外要人之间的往来资料，这个数量是非常惊人的。包括美国的很多政界高层、企业界、媒体和其他领域的重要社会人士，还有一些成为他私人朋友的。而且它涉及到的时间非常长，从上世纪三十年代一直到七十年代初他去世，记载了跨越四十年左右的交往。另外宋子文档案还大量保留了他公务活动方面的档案，他曾经做过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董事长、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外交部长、行政院长，最后是广东省政府主席，都是比较具有延续性和特殊、重要的角色。档案记录了他在这些职位上所处理过的公务中的特定事务，以及他对这部分事务的见解和看法。这使得我们对相关时间段的历史，特别是重大的事件、重要的人物，以及中国跟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或者有了深化，扩展了领域，或者填补过去认识的空白，纠正一些不确切的地方。

南方都市报:胡佛这批档案的公布是否改变了史学界对宋子文一直以来的研究结论？

吴景平:从这些史料的公布到学者有充分的时间来使用、研究它，形成学者们新的看法或者修正原先的看法，这都需要时间。另外，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出版的三本书涉及到的只是宋子文档案中的一小部分，整个宋子文档案约有十余万份文件。根据非常小的部分内容，可以反映出某个特定时段或者特定问题，可以从宋子文和蒋介石的电报中看出，可以对以往的认识进行修正。但是从更宽泛的领域来看，它只能解决一些初步的问题。所以我们确定了一个“复旦—胡佛近代中国人物与文献研究系列”，打算较全面地发掘使用整个胡佛研究所所藏的档案。当然我们要有更开阔的视野，要用更多海外的档案文献。通过国际交流、国际合作的途径，来拓展和深化我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

宋子文的财产只有百万美元

南方都市报:在这批胡佛资料的基础上，你能概括一下宋子文在这一阶段的贡献吗？

吴景平:抗战爆发以后，寻求外援、开展外交这个日益重要的问题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时候，宋子文走到了第一线。特别对美外交成为最重要的部分，因为当时的其他国家都先后陷入了战争状态，自顾不暇，无法为中国提供更多援助的时候，美国毕竟远离战火、远离战场。但是要获得美国的援助并不容易，这需要美国能够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认识到中国抗战的重要性，了解中国抗战的具体需要。

这需要做大量的外交工作，首先要获得美国总统的支持，然后是与各主要的职能部门进行具体的协商沟通，从国务院、财政部到军方、生产兵工物资的厂商、运输部门、银行部门等等，从达成援助的协议，到最后把这些货品安全地运回中国，各个环节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关于这些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我们今天不看这些历史资料的话，是完全不能想象的。我们应该肯定的是，当时做这些工作确实是中国抗战的特殊需要。

应当指出，抗战时期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像宋子文、顾维钧这些外交家，他们所做的具体工作也是不可缺少的。而且现在海峡两岸的关系、国共的关系的历史尘埃已经落定，大家可以正确的心态向前看，创建双方更好未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客观地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看待历史，看待历史中涉及到国共关系中重要的人物与事件，这就是自信心的一种表现。因为今后的发展都是以往的延续，我们的自信心、科学公平的态度需要在实践中体现出来，尤其是在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上体现出来。如果我们不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过去，我们的后人也不能这样来对待我们。

南方都市报:一直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解放前“四大家族”是中国最显赫、最富有的家族，他们占有大量的财产，甚至使整个中国陷入极端的贫弱。但这本书里公布的情况似乎不是这样:宋子文逝世后他与太太名下的财产，各自只有一百多万美元。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出入？

吴景平: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为什么失败呢？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几年，整个社会的危机全面爆发，政治危机、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政府的信誉完全扫地。人们对国民党的统治再也无法忍受了，这个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如果我们仅仅说这是由于几个人的贪腐而造成的，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更不要说要求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对历史事实作出基本的评价了。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没错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对失败者作一个客观的了解呢？更何况如果从一个更长远的时段来看，这毕竟是中国人之间的内战。任何人都好，即使是国民党，只要曾经为国家、人民做过有益的工作，我们都要承认。反过来，即使是反面人物，我们也不能任意给这些人摸黑，这种态度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可取的。

当时的国民党统治下的一般民众对豪门的腐败、特权是非常不满、深恶痛绝的，这也是当时社会信心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具体到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我们要点明他们每一家或者每一个人究竟做了什么，怎样做的，为什么能做到这种地步？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我们都应该实事求是。我们今天来看这方面问题最初的文本，要注意它有没有说明是什么时候开始贪腐的？以什么手段？留下的原始记载是什么？不能只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说他贪腐就行了。在整体的判断上，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应该对统治的失败承担责任，应该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的危机承担历史的责任。我觉得这是完全正确的。关于对国民党统治的体制性、阶级属性的基本判断，我没有提出新的观点。但问题是，我们如果要评价个人的历史功过，就必须把他放在一个大的历史时代环境下，包括个人意志无法抗拒的部分。

另外我认为评价历史个人的功过，实际上也在检验我们这一代人在面对复杂历史问题时，是否依然沿用一些简单的做法。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们这些高层的经历也是挺坎坷的。宋子文就是几上几下，和蒋介石之间的恩恩怨怨，怨的部分更多，分歧、争执比较大，这恐怕是我们以往所不了解的。我们以前往往把他们视为一个整体，捆绑在一起，没有任何差别，都是一般黑，但是历史的真实情况不是这样的。为什么1949年以后宋子文对国民党政权不抱任何希望了呢？原因就在于这个政权运作到后期，它和人民的关系、它与社会进步的潮流已经完全脱节了，它内部的矛盾已经发展到自己无法解决的地步，无法再通过内部的调适来化解矛盾了。我认为不管宋子文和蒋介石的关系好坏与否，他在当时的表现怎样，我们都要客观对待。对这些问题我们越是采取这样的态度，我们就越能更好更客观地来了解历史、理解历史，从历史中获得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