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不断听到周总理身体不太好的消息，很为总理担心。1974年，我在科学院工作。这一年的国庆节，大家都关心总理能不能出席国庆招待会。我常同我们处的领导说总理的事情，他也知道我父母同总理和邓颖超的关系，所以特意照顾我，找了个借口，让我参加这一年的国庆招待会。

所谓借口，就是给此时来华访问的美籍华人陈省身当翻译。陈省身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听到还给他安排翻译，不解地说：我还需要翻译吗？我们处长说：就让她陪着你吧。

招待会前，人们几乎只有一个话题：周总理会不会出来？会不会讲话？都听说总理身体不好，可能不会出来了，但又都希望总理出来。周总理果然出来了，虽然非常消瘦，但仍然精神抖擞。全场沸腾起来，长时间鼓掌，许多人满眼含着泪水。坐在我旁边桌子的外国人，激动得连桌布都掀掉了，听到东西打碎的声音。我已经顾不得陈省身了，也顾不到外交礼仪，站在了椅子上。陈省身也使劲鼓掌，顾不到我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也是许多中国人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看到周总理。

当时"文革"还在进行，而且花样不断翻新，一会"评法批儒"，一会批《水浒》，眼看国将不国，家将不家，全靠周总理支撑着。但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76年1月8日，周总理离开了他牵挂的、爱戴的人民，人民也失去了由衷爱戴着的总理。

整个天都好像塌下来了。天也特别冷，北京城突然安静了许多，沉浸在一片悲痛的气氛中。到哪家，哪家都在哭。父亲也哭得十分伤心，我从没看见父亲如此伤心过。我恳求父亲带我去参加总理的遗体告别，但父亲只有两张票，要带他的妻子去。我给总理治丧委员会打电话，说我是龙潜的女儿，龙潜在重庆时给总理当过秘书，要求给我一张票。答说名额有限，而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员的子女很多，实在没法安排。我又直接给童小鹏打电话。童问了我的情况，很同情我，仍要我同治丧委员会联系。最后还是没去成。此时再想起在二外读书时错过了和总理说话的机会，就更加感到万分地遗憾了。

此后一年多，我特别怕听到哀乐，一听到，就心惊胆战。

总理逝世时，我远在长沙的母亲是湖南省轻工厅副厅长。当时"四人帮"明令禁止追悼活动，母亲主持了好几场追悼会，讲总理的往事。她说，即便第二次被打倒，她也要悼念她爱戴着的、也是人民爱戴着的好总理。我为母亲的勇敢感到骄傲。

总理逝世后的几天，一个英国技术交流团来华访问。当时大家心情不好，不想接待。领导说，这是工作，不能不接受。于是派我当他们的翻译。

那时，整个北京、整个中国还都深深沉浸在总理逝世的悲痛气氛中。他们感觉到了这种气氛，但对此并不理解。

一次在电梯里，他们中的一个人突然问我：你们怎么都这样沉重？我向他们解释说这是因为我们的总理逝世的缘故。我没有讲几句，就感情失控，竟失声大哭起来。这几个英国人都慌了神，一时手足无措。后来他们告诉我，从我身上，他们才有点理解了中国人对周总理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