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从重庆回延安汇报工作，得知母亲当了保育员，很不高兴。邓颖超听说后，专门把我父亲找去，严厉地批评了一顿，并说这就是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干部的区别，要我父亲好好改造世界观。我父亲乖乖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母亲是一个十分善良的、有同情心的人，这从母亲对父亲的第一个夫人的态度也可明显感到。1978年，父亲去世。母亲竟给当时的中央老干部局写了一封信，说当时斗争环境艰苦，我父亲同第一个夫人离婚，虽然经过组织批准，实际上没有正式办过离婚手续。她对革命是有功的，当初在我父亲坐牢时还省吃俭用寄钱到监狱去，希望酌情考虑给一些经济帮助。

老干部局的郑局长十分感动，说办了这么多丧事，从来没有第二个夫人为第一个夫人说话的，而且自己已经和丈夫离了婚。因此破例给大哥的妈妈一次性补助了8000元。这在当时，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我由此对母亲也更多了几分尊敬。1998年2月，最后任过湖南省纺织厅厅长的母亲去世，她工作过的湘潭纺织厂有一千多人赶来长沙参加追悼会，许多老工人泣不成声。

父亲的尴尬

解放战争中，父亲从延安撤出，然后随军南下，落脚到长沙，曾任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任湖南革命大学教务长。后离开长沙到广州工作。在任中山大学副校长时犯了错误，调到北京工作，在高教部任职。

我一直以为父亲犯了右倾错误。后来我从《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中才知道，父亲犯的是"左"倾错误。著名学者陈寅恪当时是中山大学的教授，父亲曾在大会上多次公开批评陈思想右倾，是"封建余孽"。那还是"反右"斗争前，对像陈寅恪这样的知识分子还很宽容。这引起老教师们的反感，也不符合当时党对知识分子（包括所谓旧知识分子）的政策，所以父亲受到广东省委的批评。

对此，父亲还一直不服气，到北京找周总理，诉说自己的"委屈"。周总理严厉地批评了父亲，父亲这才心悦诚服，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来多次做了检讨。

我上大学时，一次回到父亲那里，晚上睡在书房里，随便翻看父亲的东西。无意间翻出一封信，是云南大学一些师生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写给父亲的，父亲那段时间曾在云南大学当过副校长。信里赞扬父亲在困难时期与师生同甘共苦，关心师生的生活，特别是不走样地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让他们感到了党的政策的温暖。我想这肯定是受到周总理严厉批评以后，父亲切实吸取了教训，改正了错误。由此也可感知父亲对周总理的信服。

解放战争中，我父亲随军南下先到长沙。母亲带着我和哥哥，也到长沙与父亲团聚。当时父亲是革命大学的教务长，母亲便也在革命大学工作。因母亲爱唱歌，曾指挥过大合唱，还排过一出歌剧《赤叶河》，所以便当了文工团班的班主任。时间不久，母亲即觉得自己文化低，不宜在学校工作，请求到基层、到厂矿去工作。组织接受了母亲的请求，调她到长沙的裕湘纱厂担任党委书记。母亲是工人出身，这工作很适合她，从此便一头扎进了工作。家庭变故就在这时发生了。文工团班有一个女学员，出于种种考虑，乘虚而入，插入了父母之间。她比父亲小26岁，又是高中毕业，当时就算有文化的人了，当然很有优势。父亲遂与母亲闹离婚。母亲不愿家庭破裂，更不想让我同哥哥失去父亲，开始并不同意。组织上也发现了父亲的问题，严厉批评了父亲。当时湖南省委还就此作了一个决议，批判龙潜同志的资产阶级思想。父亲觉得在湖南呆不下去了，要求调动，于是被调到广东，担任华南分局的副秘书长。但经过这一场风波，父母之间的裂痕就很深了，再加上父亲不断托人做母亲的工作，母亲也烦了，便同意离婚。这是1954年的事了。当时，老干部离婚几乎成了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