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与叶剑英的政治交往
2008年08月20日 20:50深圳热线 】 【打印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百废待兴,人心思定。全国人民包括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衷心拥护华国锋。这是形势和现实的需要。叶剑英在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说过的一段话很能体现人民对华国锋所寄予的厚望:领导要稳定。这对我们党的事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宣传华主席,拥护华主席的领袖地位,这是革命赋予我们的责任。

为了宣传华国锋,1976年10月29日至11月22日,《解放军报》接连发表《华国锋同志是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华国锋同志为我党领袖是毛主席的英明决策》、《一切行动听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的编辑部文章,《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文章说:“东风万里舞红旗,八亿人民尽开颜。华国锋主席身穿绿军装,站在雄伟的天安门城楼上。全国亿万军民纵情欢呼,放声歌唱:欢呼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歌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又有了自己的统帅。”1977年11月28日,《北京日报》发表报道《颂歌献给华主席》写道:“华主席登上天安门,革命人民齐欢腾;英明领袖来掌舵,祖国前程花似锦。高耸的燕山群峰,回响着欢呼的声浪;奔腾的运河波涛,倾吐着无限的深情。八百万首都人民在纵情欢呼,放声歌唱,欢呼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歌唱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英明领袖,革命又有了可靠的掌舵人!”

粉碎江青集团后,华国锋的确需要叶剑英来辅助他。陈锡联回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天,我就在玉泉山向中央写报告,要求不再主持军委的工作,还是请叶帅来主持。华国锋同志说,你这个报告先不要写,叶帅还要协助我处理国内问题,军队的事情你还要继续管一下。”叶剑英辅助华国锋,纯粹从大局出发,从党的千秋大业着想,没有夹杂半点私心。端掉江青集团后,面对一片欢呼声,叶剑英异常冷静和谦虚。每当人们向他竖起大拇指的时候,他总是将胜利的功劳归于党和人民,从不夸耀个人的作用,特别令人敬佩的是,当党内外一些领导人要求叶剑英主持党中央工作时,他总是婉言谢绝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不就让人说是‘宫廷政变’吗?”当然,叶剑英根据毛泽东的交代,在宣传华国锋方面也有些过头的地方。1977年8月13日,叶剑英在党的十大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实践证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华主席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不愧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英明领袖,不愧为我们军队的英明统帅。华主席一定能够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断地推向前进,领导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胜利地跨进二十一世纪。”不过,查阅有关史料,也可以看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中不仅是叶剑英一个人说了过头话。其他领导人也同样说了过头话。

事实上,这些文章、报告反映出当时全国人民对华国锋的热爱和信任,人民群众热切希望华国锋带领自己走出“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开创新的局面。那么,华国锋能否承担起历史的重托,不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呢?1976年,华国锋55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在粉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也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始终未能跳出“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的框框,未能把握住历史发展的契机和时代发展的脉搏,因而不可能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叶剑英与华国锋开始了渐行渐远的历程。

叶剑英同华国锋发生了分歧,尤其是关于邓小平复出和平反冤假错案、“两个凡是”、真理标准讨论、“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发生了原则性的分歧。例如对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华国锋采取的是肯定、赞扬和维护的态度,认为“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对于‘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应该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或者说“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七分正确,三分错误。他把粉碎“四人帮”,说成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又一次伟大胜利”。华国锋把自己看成是毛泽东亲自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继承者、维护者、捍卫者和贯彻者,是完成毛泽东一生中“两件大事”中的一件的历史使命者。如果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便是否定毛泽东,也否定他自己。在华国锋看来,这是万万使不得的。叶剑英对“文化大革命”从不理解,到怀疑和抵制。特别是同邓小平一起进行整顿,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受挫后,他决心结束“文化大革命”。叶剑英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灾难,使我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大大倒退,使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良的社会风尚遭到极大的败坏。总之,对“文化大革命”必须彻底否定。

叶剑英从拥护华国锋任党中央主席到赞成华国锋辞职,有一个较长的渐进发展过程。

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才在真理标准讨论和“两个凡是”的问题上做自我批评。他说,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我讲了“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得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说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在这之前,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在上述思想指导下,也讲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更加绝对,更为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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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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