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居出来，叶剑英执意又去了韶山管理局借用韶山文化馆（现毛泽东纪念馆）陈列的毛泽东青少年时代陈列室。为了看清照片的图文，叶剑英取下眼镜，躬着腰，一字一句地读着，看得仔细认真，华国锋恭敬地站在他后面。看完图片，叶剑英激动不已，挥笔写下了一首《七绝》:“六亿同胞呼万寿，五洲志士称导师。欲朔河源到星宿，韶山风物耐人思。”“六亿同胞”最初写的是“五亿同胞”，可能感觉与五大洲的“五”重复了，便改“五”为“六”。华国锋读了这首七绝后满口叫好。叶剑英谦虚地直摇头。华国锋仍忍不住说:“我不懂诗，只觉得这首诗好就好在‘韶山风物耐人思’的‘耐’字上，一个‘耐’字，这是千秋万代的事情。我说对了吗？”叶剑英握握华国锋的手，哈哈地笑了起来。毛继生和乡亲们也都跟着笑起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与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受到巨大的冲击和严酷的迫害不同，华国锋依旧在平稳地前进着。华国锋负责修一条从长沙到韶山毛泽东家乡之间的铁路，把大批红卫兵送到北京，因而得到红卫兵的信任。“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的讯息异常灵通，当四十七军负责人和湖南省军区负责人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湖南“文化大革命”动态和“三结合”组建新班子的时候，毛泽东说:“湖南有的人就不能打倒，比如华国锋，他就是一个老实人，经得起考验的同志，基层工作经验丰富，有头脑，理论水平也行，这样的人我看还是结合进去，左中右，我看华国锋还是左派嘛。”1968年以后，华国锋担任湖南省革委会代主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广州军区政委、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央委员。而且由于毛泽东和斯诺的一次谈话中提及了华国锋，更使得华的名字首次出现在美国的报刊上。而此时的叶剑英，却因为对“文化大革命”的“很不理解”及与林彪、江青等恶势力进行不懈斗争而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尽管在中共九大上叶剑英经毛泽东的提名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但是依旧被视为“老右”而靠边站。1969年10月，叶剑英被“战备疏散”到湖南长沙，并辗转湘潭、岳阳等地，受尽冷遇，饱受“流放”之苦。1970年初春的一天，华国锋决定让叶剑英从长沙搬到湘潭去住，并未讲什么理由，只让工作人员通知他，立即就搬。就在临走前，叶帅突然得知被下放到天津某农场劳动改造的二儿子，在劳动中不慎一只手臂被机器卷了进去，尚未脱离危险。因当地医疗条件差，准备转往大医院抢救，后来决定到上海第六人民医院作手术治疗。叶剑英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难过，心急如焚。他要求晚走一天，在长沙进一步了解儿子救治情况。在没有获准的情况下。他虽然心里不痛快，还是服从组织决定，搬出长沙蓉园转移到湘潭。事后叶剑英知道，把他紧急从长沙赶往湘潭，是因为毛泽东要来长沙住蓉园，他很伤心地说:“让我离开长沙，主席一定不知道，主席要是知道一定不会让我走。”过去在延安时，他随时可以到毛泽东那里去，即使“文化大革命”中，在北京也时常见面，而且临来之前，周恩来告诉他，让他来湖南是主席的意思，主席也向他打过招呼。据对这次搬家知道底细的赵福和回忆说:“一天，华国锋突然告诉我，毛主席要来，要住九所六号。所以，要叶帅从长沙蓉园搬到湘潭宾馆去住。让我给叶帅说，叫他搬家，又不让说为什么要搬。而且要求很急，上午九点钟告诉我的，十二点就要离开长沙，中午赶到湘潭吃午饭。实际上，叶帅住的地方（蓉园一号）离九所还有一里多路，对毛主席根本没有影响。最后，还是马上搬了。实际上，毛主席到晚上七点才到长沙。”到了湘潭，并没有住什么高级的“湘潭宾馆”，而是军队的一个招待所，连个电话也没有。可见，与1963年首次接触叶剑英时的热情谦逊态度相比，华国锋的态度是变了很多了。

“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格局在1970年夏天的庐山会议后，开始发生变化，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由合作打倒“刘邓走资派”转变为激烈的权力争夺。由于陈伯达抢先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攻击张春桥，引起一片混乱，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严厉批评了陈伯达，并警告了林彪。会后，叶剑英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负责调查陈伯达的历史问题。叶剑英终于结束了300多天的“流放”生涯。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叶剑英受命主持中央军委办公会议，重新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而华国锋也从长沙调来北京。华国锋当时语言不多，思想深沉，善于体察毛泽东的意图，时常向毛泽东请示汇报工作。他淳朴、热情、细致、踏实的作风和憨厚自谦的仪表，给最高领袖留下了可以信赖的印象。毛泽东因此把他从长沙调到中央，担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类似副总理）。1973年8月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叶剑英当选为中央副主席，华国锋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华国锋被任命为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叶剑英兼任国防部长。华国锋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了，但与叶剑英的高层政治接触依然不多，这主要是因为两人工作的职责范围不同。5月3日深夜，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亲自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这也是他一生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老人家在旁征博引谈古论今中隐含着他对“后事”的某种担忧。

二

险象环生的1976年，党内健康力量与江青集团的斗争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这年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使叶剑英和华国锋的名字同时成为国际传媒关注的焦点，因为在这个文件中，党内排名仅在毛泽东、王洪文之下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是被停止工作的“反面主角”，而按姓氏笔画来排名的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则成为毛泽东之下8亿人之上的“正面主角”: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中央军委的工作。

按常理，华国锋“升官”，一步登天，叶剑英被停止工作，“靠边站”，两人之间的距离应该是越来越大，但很快，仅仅半年多，两人却越走越近，并最终紧密联合起来，合作导演并领衔主演了中国当代史上一幕最为传奇的旋乾转坤的惊险活剧。

对于毛泽东的决定，江青等人口头表示“完全拥护”，实际上是一半拥护一半不满:对叶剑英的被“挂职”，他们弹冠相庆；对华国锋的任职，他们心中却极为不满。江青集团本来期盼在打倒邓小平以后，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春桥主持国务院工作。他们认为有相当的把握，已着手作这方面的准备。1月下旬，在中央领导人中排名仅次于毛泽东的王洪文私下准备好一篇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稿，打算以中央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在会上作报告，因为毛泽东的提议而落空，气得他将讲稿扔进抽屉。周恩来病逝后，江青集团控制的上海曾出现“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张春桥做贼心虚，立即下令掩盖。还传出一个笑话，说有人悄悄把张春桥三个字撕下来贴到最前面，变成“张春桥坚决要求当总理”。自以为十拿九稳爬上总理宝座的张春桥怨恨至极，在一号文件发出的第二天，写下《有感》:“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党内有两种反对江青集团的势力:以叶剑英、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和华国锋，因此张春桥一箭双雕地诅咒华国锋也诅咒邓小平。显然，他们认为毛泽东选定的华国锋不是自己人，并对他们自己没有在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中取得主要地位而耿耿于怀。江青集团是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