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１９３７年５月，周恩来致信胡适，信中称赞胡适“热心于对内和平，对外抗战之主张及其运动”。并将当时中共对国民大会法规的修改意见寄于胡适，“想为先生所赞同也”，“乞对该文加以指正”。胡适收到周恩来信及中共的意见后，也作了呼应，在《独立评论》第２３７期专门加以议论，胡适在此期编辑后记中说：“最近我们接到周恩来先生从西安寄来的《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虽然没有月日，我们看其中的说话，可以知道此文是在本年４月底立法院修正国民大会两法规之前发表的。现在修改这两法规的机会虽然已成过去了，周先生那篇文字里有一些主张至今还是值得讨论的。”“这是周君文中所谓‘陕甘宁苏区改成边区后’我们第一次公开的和平的讨论共产党人提出的一个政治主张，我们希望这样开始的政论新风气能得着全国舆论界的同情和赞许。”这段话说明胡适对中共提出的主张是重视的甚至是赞许的，而中共在当时把自己的意见寄予胡适，并给胡适这样的评价，也说明中共对胡适在民主宪政问题上的观点是引以为同调的，对胡适本人是信任取争取态度的。

再说一点，鲁迅批胡适，胡适并不反击。相反鲁迅逝世后，苏雪林大骂鲁迅，胡适并没有趁机附和，反而这样批评苏雪林，说苏批鲁的话是旧文字的恶腔调，应该深戒，对鲁迅他认为“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应该“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宽容客观平和。１９４３年元旦，他花二十美元买下了三十大本的《鲁迅三十年集》，然后连夜细读没有读过的文章，这是他在交卸了驻美大使后买读的第一套书。足见面对二三十年代复杂的文化形象、文化史料、人与人之间关系，我们千万不能简单概念，而应该细细梳理小心求证慎下判断。由此最后我还想对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提一点意见，虽然已经经过多次修改，对一些事件和人物的介绍已经改进了许多，但有些评价性的介绍仍然带有不确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就拿鲁迅此文的注释来说，在注释“知难行易”时，对胡适《知难，行亦不易》一文观点的介绍就不全面，取的讽刺的口吻，尤其后一句“当时胡适一派人的目的是要参加蒋介石政府”。胡适有这个态度么？这简直就是不重史料的“胡说”，或者是为了证明文中观点的正确性而牵强附会，或者就是为了让读者确信文中观点在读者不了解史实的情况下对读者进行的有意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