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这则新闻是确实的——这则新闻的文字表述也确实让人产生鲁迅般的想法，“来京”，奉“召”，“立法委员”，似乎是胡适、丁文江被立法委员这个头衔所诱，于是“召”一下，便主动前来。——则鲁迅的批评应该说是合情合理的。不意这则新闻竟是一条假消息，在前面我们说过，胡适这次南下是为开太平洋国际学会。于是鲁迅此文便失去了“意义”。对鲁迅等左翼对胡适的一系列批评，胡适一直没有回击，即如此文，胡适也没有回应，更没有指出此新闻的不确，于是此文就作为一个名篇一直被推崇。虽然后来胡适终于和蒋介石相见，并越走越近，但胡适一直站在民主的立场上，对蒋保持着独立批评的态度，本文开头所引胡适首次与蒋相见的记载，我们也丝毫看不见胡适在相见过程中有什么“媚态”的表现。因此鲁迅此文的“普泛”价值也就失却了依据。

但鲁迅此文一直作为一篇批胡经典悬挂在读者面前。在以鲁迅作为划分上世界二三十年代文化左与右甚至革命与反革命标准的时代，鲁迅此文中对胡的评价几成此时胡的定评；即使在今天，我们许多人仍然自觉不自觉在沿用这个思维，就在前不久一本影响很大的刊物上，一位作者仍然把这个事情翻了出来，不去读胡适的作品，也不去深究新闻的真与假，简单地沿用此文中鲁迅的评价来批评胡适。说到此，我还想把由此引出的探讨范围稍微扩大一些。当时是左倾路线把持中央，我们后来彻底清算了它的军事、政治错误，但对它在文化上的影响似乎一直没有清理。唯我独革独左，对其他一切均不加分析不从实际出发持批判态度。我们到现在仍然习惯于以此作为我们评价的出发点。最近《文汇报》在王元化同志逝世后发表了一篇他的遗作《我所认识的冯雪峰》，文章最后写道：“三十年代党内的‘左倾’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当时苏联认为中间派最坏，要消灭中间派。冯雪峰的‘左倾’思想来自组织，个人是敌不过组织的，天平总向集体倾斜，这是没有办法的。

冯雪峰又以他的‘左倾’思想去影响鲁迅，当时批判‘第三种人’是极‘左’的做法。许广平回忆录中写道，冯雪峰要鲁迅先生怎样怎样做，最后总是冯雪峰达到目的。”根据王元化的分析，鲁迅对胡适的批判中有没有‘左倾’的影响与不正确的因素在内呢？鲁迅这边批胡适，那边回到北平，仍然要到胡适家走走，而胡适也是热情招待。鲁迅的批判中有没有身不由己。随着抗日形势的越来越紧张，毛泽东以个人的名义致函蔡元培，请他“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借此函毛泽东还向其他七十位“以及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统此致讯”，希望在“寇深祸急”之际能够“风雨同舟”，胡适也在七十位其中，看其排列顺序，胡适是放在学术师友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