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糊涂账的根源出自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１４日《申报》的一条消息。标题为《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全文为：“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国府以丁、胡卓识硕学，拟聘为立法委员，俾展其所长，效力党国，将提１４日中政会简任云云。”如果根据这条消息，则胡、蒋首次相见时间应该提前一年一个半月。那么这条消息是真是假呢？《申报》不是一般的小报，是注意消息的可靠性的。１０月，胡适确实南下到上海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可事情才过了一年多，胡适不可能记性那么差；同时胡适有记日记的习惯，从目前看，胡适的日记记得还是相当全的，尤其像这等大事他不可能不记，比如同时国民政府四届一次会议决定成立中央财政委员会，宋子文给胡适发来电报，请他作为教育家的代表出任财委委员，这个过程胡适就记得很详细。但就是这件事在胡适日记里连一点影子也没有。由此可见，即使如《申报》这样在当时的大报，恰恰可能在这条消息上出错了。可能仅仅是捕风捉影，因为当时确有让胡适出任立法委员或华北政务委员的传言。

说这条消息是假新闻我还有两条另外的理由。为了查明这条消息到底怎么回事，我专门跑到国图去查当年的《申报》。按照我们现在的做法，这条消息是应该排在当天的头条的，不知那时是没这个规矩，还是《申报》自己对这条消息信心不足，头版没有，在二版，它也只是夹杂在众多新闻中，靠近中部位置，标题也不醒目，不认真找根本发现不了。我本来认为它不止那些字的，可当我找到它时，发现就那么一点字。再认真读，你可以发觉它的语气根本不是亲自采访的，就是一种听来的一件事的记述。既然提到１４日中政会要简任他和丁文江为立法委员，再看第二天报纸关于中政会的消息，根本没有提到这两人被简任的事，简任的名单也没有这二人的名字。这是一个间接推断，还是一个可以说是直接的证据。胡适北归后，１１月１日收到时任蒋介石参谋长的何应钦的信，信中说：“太平洋学会，公速北还，绝无痕迹之好机会，可以保留独立发言之地位。爱公或无如弟者，唯形迹稍疏耳。在君（指丁文江）请其一个月之犹豫亦可打消，不如再来为要。”（中华书局版《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信写得有点晦涩，但“绝无痕迹”很明显地说明了胡、蒋二人此时并未直接会面。

虽然是假消息，但它的影响至今仍在。《胡适年谱》中赫然写着，于是有人引用。而它的最大影响当数鲁迅先生当年迅速根据此消息写的一篇著名批胡杂文《知难行难》。此文刊登在同年１２月１１日出版的《十字街头》创刊号上。鲁迅先说了胡适１９２２年５月３０日见宣统的事，然后顺势牵出胡适见蒋介石的“新闻”。在说第一件事时，鲁迅引了胡适见宣统的一句话，“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说这则新闻时，鲁迅发挥自己的“合理想像”，以这句话为思维起点，构建了这样一个情景，“我称他主席”，并拿刘文典这位安徽老乡由于不称蒋为主席被当场扣押既作反证又做对比，凝练而又活脱脱地勾画了胡适一副奴颜婢膝的神态。

胡适１９２９年、１９３０年这两年，写出了这样一组文章，《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约法》，对国民党政权“专制”本质进行了批判，尤其是“知难行亦不易”，更是指斥国民党一班当权执政的人借“知难行易”（孙中山《建国大纲》中提出）的招牌，钳制一切言论出版自由。为此，国民党的一些地方党部曾纷纷要求对胡适“严予惩处”，在这个威逼下，胡适只好辞了中国公学校长，移家北上，据此时跟在胡适身边的罗尔纲回忆，在北上时几有被刺杀的危险。而胡适也因此于１９３１年几乎一年没写什么东西。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竟然去拜见封建逊位皇上；在这之前一直在用人权与约法对国民党政权进行批评，现在竟然接受召见。转变太快了，反差太大了。鲁迅此文的标题，知难行难，就包含着对胡适以及《新月》的同仁的极大讽刺与蔑视，道理是一回事，能按照自己的观点主张道理去做又是另一回事，嘴上说的是一回事，而骨子里是什么成分又是另一回事，在鲁迅的视野里，正是这媚骨推导出了胡适的所谓“媚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