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指出的是，多尔衮作为一个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满汉地主政权的利益，也推行过很多落后、消极的民族压迫政策。主要是剃发、圈地、投充和“逃人法”：

多尔衮在进入北京的前—日，即谕令剃发，进京的第二天又谕令：“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不剃发者便被视为有狐疑观望之意，“定行问罪”。由于受到汉族人民的激烈反抗，二十二天后，多尔衮被迫取消了剃发令。但顺治二年六月，当南京弘光政权灭亡后，却又重申剃发令、宣布，京城内外及各省地方，从部文到日，限10天“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各州县奉到本府限期剃发的火票后，官吏“遍历村庄，细加严查”，“违旨蓄发，罪在必诛”。当时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因而士民大愤，纷纷起兵反抗。

多尔衮摄政期间，还三次下令在近京四百里内进行大规模圈地。顺治元年十二月，正式颁布圈地令。在实行执行过程中，由于满洲贵族坚持“务使满汉界限分明”，满汉土地要“互相兑换”的“圈地”政策，致使许多汉人的土地和房屋被大量圈占，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民。以后在顺治二年八月和四年正月，又大规模地圈占两次。这种政策使很多农民“田地被占，妇子流离，哭声满路”。在北京城内尽圈东城、西城、中城为八旗营地，只留南城，北城为民居，房屋被圈占者限期逐出。几次圈地累计达二十万顷左右。

随着大规模的圈地，使得丧失土地的大批汉族农民被迫依附满族统治者，投旗为奴。多尔衮又多次下令：“听民人投充旗下为奴。”于是，投充问题更加突出。开始时，投充仅限于贫穷小民，后来也有带地投充的。而一些庄头，更“将各州县庄屯之人，逼勒投充，不愿者即以言语恐吓，威势迫胁。各色工匠，尽行搜索，务令投充”。还有一些无赖恶棍.本身无地，却以他人土地冒充，而去投充，然后借旗人的保护，再危害乡里。

为防止那些强迫为奴的汉人逃亡，多尔衮又下令制定了严厉的“逃人法”。逃人法的重点是惩治“窝主”。凡逃人被获，或鞭责，或刺字，而后归还原主，窝主则处死，家产籍没并株连邻里，而奖赏告密者。因而一些地方无赖往往勾结旗下奸人，冒充逃人，还指平民为窝主来进行敲榨勒索，危害甚大。

在推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多尔衮逐渐发现弊端甚多，故曾多次下令修改这些法令，或停止执行，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直至病死。

多尔衮留给后人最大的的兴趣在于“太后是否下嫁”。几十年来，不少历史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严肃的研究和考证。著名清史学家孟森先生首先驳难，在其《太后下嫁考实》一文中对下嫁之据辩驳甚力，指出不仅下嫁为虚，甚至两人连同居关系都不存在。继其后者，仍不断有人撰文，否定者有之，肯定者有之，或认为虽无下嫁之名，至少有同居之实，观点仍难以统一。推原其故，在于现有证据之不足，以及各人解读之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