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在沉冤一百多年以后，多尔衮才得到彻底平反昭雪。乾隆皇帝专门发布诏谕，肯定多尔衮首先统兵入关，“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画。寻即迎世祖车驾入都，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并称每览《实录》中所载其言行，“未尝不为之坠泪，则王之立心行事，实能笃忠荩、感厚恩，深明君臣大义，尤为史册所罕觏”，断然否定了多尔衮有谋逆之心，“实为宵小奸谋，构成冤狱”。因此，下诏为其昭雪:复睿亲王爵，由其五世孙袭爵，并配享太庙，重修莹墓。其封爵“世袭罔替”，成为清代八家铁帽子王之一。但“义皇帝，庙号成宗”的追尊却没有恢复，不过乾隆对其曾祖父制造的冤案，能作出如纠正，已经很不容易了。多尔衮作为非常时期的一位非常人物，其生前身后的非常际遇终告了结。

满族是个人口不多的少数民族，要统治偌大的中国实非易事。多尔衮作为清初的实际统治者，立纲陈纪，对巩固清王朝的统治起到了巨大作用。满洲统治者是刚从奴隶制贵族转化为封建制贵族的统治集团，许多人还没有完全摆脱某些落后生产方式的影响。按照什么思想和模式建国，将直接关系清王朝的前途。多尔衮的思想较为开通，接受汉人的影响较多，在建国过程中，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接受了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建议。中央与地方的官制，大体上仿照明朝，没有什么变化，所不同的只是兼用满汉二族罢了。赋役的征收制度，完全按照明朝万历年间的会计录进行。顺治三年制订的《赋役全书》，是“悉复万历之旧”。盐法也是”大率因明制而损益之”，“俱照前朝会计录原额征收”。在未制订清朝的法律以前，“问刑准依明律”。顺治三年颁行的《大清律》，“即《大明律》改名”而成。官吏的选拔，也是“向沿明制，实行科举”。科举的做法也是“承明制，用八股文”。这一切，给人以无易代之感，当然，剃发等民族压迫措施除外。

多尔衮深知“古来定天下者，必以网罗贤才为要图”，“故帝王图治，必劳于求贤”。所以，他颇自负地对人说:“别的聪明我不能，这用人一事，我也颇下功夫。”他除了用科举、招抚等各种手段尽力收罗汉族知识分子参加清政权外，还经常让身边的汉官随时推举各地的贤才。顺治二年六月，清军下江南后，多尔衮问大学士，江南“有甚好人物”？大学士们说:“地方广大，定有贤才”。多尔衮说:“不是泛论地方贤才，只是先生们胸中有知道的否？”大学土们又对:“钱谦益是江南人望。”，多尔衮问:“如今在否？”大学士们对:“昨‘归文册’上有，现在。”多尔衮这才放下心来。由于多尔衮重视搜求汉族统治人材，网罗名士，使大批汉族士大夫纷纷归附。多尔衮把他们当中一些最有统治才能的，安排在内院、六部等中央重要机构中，使他们能有效地发挥治理国家的作用。

多尔衮作为满州贵族的代表，始终把满洲贵族集团作为维护清朝统治的基本力量。为此，清朝刚一建立，他就明确规定了王公贵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享有的种种特权。但是，多尔衮有远大的政治跟光，他懂得维护满洲贵族的尊严和特权，并不完全等于依靠他们治理国家事务。所以，多尔衮在从根本上维护满洲贵族特权的同时，不断限制诸王、贝勒个人的势力，尤其是削弱、打击自己的政敌，使他们无法利用特权干涉国家重大决策和事务。入关之前，多尔衮就取消了诸王、贝勒在皇太极时代兼管部院事务的职权。入关后的一个长时间内，多尔衮接连派多铎、阿济格、豪格、济尔哈朗等亲王率领大批满洲贵族，轮流到各地出征，使他们远离了统治中心，无法干涉国政。顺治四年二月，多尔衮以“府第逾制”的罪名，罢济尔哈朗辅政。顺治五年三月，又旧账重提，以当初皇太极死时.在继嗣问题上不揭发豪格为由，革去济尔哈朗亲王爵，降他为郡王。顺治五年二月，豪格平定四川后回到北京，多尔衮立即罗织罪名，把他逮捕下狱，三月便折磨致死。这两个事件还牵连了额亦都、费英东、杨古利等勋臣的不少子侄，使和多尔衮对立的满族贵族势力大受削弱。就在这年十一月，多尔衮由“叔父摄政王”被尊封为“皇父摄政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