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在打击满洲贵族政敌的同时，给汉官以更多的参政机会。原来，由满洲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是重要的决策机构。自多尔衮执政以后，这个机构的作用大大受到限制，它只能讨论和处理满洲贵族内部的一些升降、赏罚等事。多尔衮把更多的权力赋予了多由汉人担任大学士的内院。顺治元年五月，多尔衮同意了大学士洪承畴、冯铨的建议，首先改变了内院过去对一些重大事务不得与闻的地位。顺治二年三月，又进一步下令，“凡条陈政事，或外国机密，或奇物谋略，此等本章，俱赴内院转奏”。使内院成了参与国家重大决策的重要机构。多尔衮还让大学士“于国家事务，当不时条奏为是”。这些大学士日随多尔衮左右，应对顾问，处理政务，颇得重用。

内院之外，六部和都察院也是当时统治中枢的组成部分。不过在顺治五年以前，这些部的正职都由满人担任，汉人只能担任副手。顺治五年，多尔衮又设立了六部汉尚书、都察院汉都御史，提高了汉官在这些重要机构中的地位和职权。

多尔衮为了使汉官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还严禁满洲贵族欺压侮辱汉官，违者要受到处罚。顺治元年，宣府巡抚李鉴劾奏赤城道朱寿黎贪酷不法，多尔衮下令议察。朱寿黎贿嘱满臣绰书泰求阿济格说情，阿济格途经宣府时，便派绰书泰和总兵刘芳名胁迫李鉴释其罪。多尔衮闻知这种不法行为后，立刻将绰书泰同朱寿黎等人枭首弃市，将刘芳名夺职入旗，将阿济格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阿济格是比较有实力的亲王，又是多尔衮的同母兄，在满洲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是忠于多尔衮的。多尔衮对他们任意欺压汉官的行为做出严肃处理，说明多尔衮在处理满汉矛盾上，还是比较开明和公正的。

多尔衮接受范文程等人的建议，尊孔谈经，提倡忠义。清入关前已开始祭孔，但末成定例。占领北京后的第二个月，多尔衮即派人祭孔，以后每年的二、八月都派大学士致祭，成为整个清代所遵奉的定例。顺治二年，尊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六月，多尔衮亲“谒先师孔子庙，行礼”。同时把儒家著作四书五经奉为经典，列为士子必读之书，科举考试以此命题。又提倡忠孝节义，把关羽作为忠君的最高典范来祟拜。自顺治二年起，每年五月十三日就“遣官祭关圣帝君”。

多尔衮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为了缓和满汉间的民族矛盾，曾主张和鼓励满汉通婚。顺治五年，他以顺治帝名义谕礼部:“方今天下一家，满汉官民皆朕臣子，欲其各相亲睦，莫若缔结婚姻。自后满汉官民有欲联姻好者，听之。”过了几天，又谕户部:“凡满洲官员之女，欲与汉人为婚者，须先呈明尔部。……至汉官之女欲与满洲为婚者，亦行报部；无职者，听其自便，不必报部:其满洲官民娶汉人之女实系为妻者，方准其娶。”多尔衮“满汉一家”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较之清朝其他统治者确实高出一筹。

多尔衮也能接受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多尔衮刚到北京，耶稣会士汤若望即向多尔衮报告教堂的情况，并报告他曾用西洋新法厘正旧历，制有测量日月星辰定时考验诸器，以及本年八月初一日京师将要出现日食的分秒时限等等。多尔衮看到这个奏折非常高兴，当即指出，西洋新法推算详审，遂命他修正历法。七月，清廷决定采用汤若望按西洋法所修之历，定名“时宪历”，命自顺治二年开始，颁行天下。八月初一日日食，多尔衮命冯铨同汤若望携望远镜等仪器，率有关人员齐赴观象台测验，结果唯新法所报时刻方位吻合，大统、回回二法均有误差，多尔衮因而益信汤若望及其西法可行。十一月，命汤若望掌钦天监监印。顺治二年底，汤若望又将新著、旧著共一百零三卷，合编成《西洋新法历书》，进呈多尔衮。多尔衮以其”创守新法，勤劳懋著”，加他以太常寺少卿衔。在对待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一点上，多尔衮确实表现得较为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