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澎曾经是国统区言论自由的象征，1949年后，成为首批事实上的共和国新闻发言人

“在这个充斥着附和者和趋炎附势者的城市中，她扮演了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角色。她是在野党的发言人，而在野党的改良主张暴露了执政党的罪恶。”

哈佛大学已故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回忆龚澎。1943年，费正清和龚澎结识，此时她刚刚开始走上作为“周恩来新闻发布员”的历程。

“重庆六年是我母亲事业走向高潮的时期。”龚澎的女儿乔松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于近日出版了《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此前她花费8年时光，查阅包括外交部开放档案在内的大量史料，采访近50位当事人，其中5位在书出版时已经故去。

在外交事业上，龚澎与乔冠华同样才华洋溢，但是已逐渐不被人所知。

翻译《红星照耀中国》第一人

“一个成功的女人身后有三个重要的人:好父亲、好导师、好丈夫，我母亲这三项都具备了。”乔松都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龚澎的父亲龚镇洲追随孙中山，周总理称颂他“有德有年，功在民国”。

龚澎初上中学，曾一度信奉基督教，但很快转变为学校里出名的异教徒。1933年，龚澎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并作为“敢死队员”，亲历一二·九运动。她曾有机会看到即将问世的《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打字原稿，并第一个翻译传播了其中的精彩章节。女儿乔松都后来在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中看到了龚澎和大姨龚普生:“她们和参加学生运动的几位同学站在一起，尽管打着伞，我还是认出了她们年轻的身影。”包括龚澎在内，很多当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奔赴了延安。

“我母亲是一代理想主义者的代表。”乔松都说。1938年底，龚澎到达解放区，在华北农村，过着游击队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生活。费正清描述:“她同农村妇女共事，与她们同甘共苦，头上身上也长满了虱子。”乔松都告诉记者，对于一个生长在大城市的知识分子，有没有这段经历大不一样。

在太行山总部，龚澎做过彭德怀、朱德的秘书，后来又长期追随周恩来。1943年，龚澎与乔冠华结婚，乔松都在《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中记述:“母亲更加理性化父亲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型革命者”。她向记者表示，正是母亲龚澎，使得父亲乔冠华“人性中最闪光的东西得到了最大的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