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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陈独秀的情绪特别好,笑吟吟地说:“我料党的六大会改正秋白的盲动错误。去,为什么不去。”但是,他又说:“共产国际已有牺牲我的决心,八七会议都不让我参加,我去莫斯科干什么,和他们吵架?你们可以明白地向大会转告,我再无意做中央的领导工作,如果六大能取得好的成绩,我将改变对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态度。”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苏共正开展激烈的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尽管陈独秀此时还没与托洛茨基搭上关系,但仍被作为机会主义的总代表受到会议的缺席批判。张国焘作为陈独秀路线的代表,免不了被会议质询和批判。试想一下,以陈独秀的个性和脾气,如若来莫斯科参加会议,其后果实在是难以预料。王若飞便这样为陈独秀担心,怕苏联“正在反对托洛茨基,他去时一定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对国际的意见,那时人家一定为了打击托洛茨基缘故来打击他”。如此说来,陈独秀的拒去苏联倒不乏有先见之明。
最后结局
1929年7月,张学良以武力接管中东铁路,酿成著名的中东路事件。共产国际立即做出反应,指示各国共产党要发动一个“保卫苏联”的运动。中共中央积极响应,频频发出宣言、决议和文章,提了很多过左的口号,如:“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等。
这些所作所为,太令陈独秀迷惑不解了。7月28日,他致信中央常委,批评中央在中东路问题上的宣传“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后来,他甚至在信中公开批评斯大林,指出党内出现的种种坏现象,都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更有甚者,他索性亮出党内反对派的旗帜,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
此时,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已经成为国际共运的主流,世界各国共产党谁也不敢落后,在这种形势下,陈独秀仍是固执己见,一条道走到底,中共中央只能把他开除出党。
1931年1月下旬,张国焘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不久,他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担任中央分局书记。1935年6月,他与毛泽东会师于四川懋功后,围绕北上南下之争,与毛泽东等产生分歧以至对立。他自恃兵强马壮、人多势众,在四川理番另立中央,进行分裂活动。张国焘南下不得,只得率部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
1937年3月,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斗争。鉴于他有认错的态度,中央任命他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可是,次年4月4日,这位张“代主席”,利用清明节祭扫黄帝陵的机会,一头钻进蒋鼎文的轿车,由延安投奔西安,一去不返。投入国民党怀抱后,他在军统局主持“特种问题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