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辞职前后，张国焘与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等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央工作。他满以为可以取而代之，可是，却因在南昌起义问题上持消极怀疑态度，被中共中央“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而未能如愿。

南昌起义后，张国焘辗转来到上海。在由轰轰烈烈转为冷冷清清的日子里，他不由得想到了陈独秀，觉得有很多话要向他倾诉，可是想想不久前也曾加入“反陈大合唱”，心中总是感觉难以面对。但他终是耐不住寂寞，硬着头皮走进陈家大门。出乎意料的是，陈独秀并没有对他怀成见，翻白眼。

陈独秀滔滔不绝地谈起中国政局：“中国革命走入低潮，乃是不变的事实，他们为什么就视而不见呢，还要搞城乡总暴动，简直是把革命视为儿戏。”陈独秀越说越激动，“我多次给中央去信，希望目前应该偏重于经济的斗争。中国老百姓是实际的、经济的，他们不在意震天响的政治口号，而在乎衣食饱暖，所以，我给中央提出四个口号：不交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我还要给中央建言……”

“你难道忘了，以前我们的所有建议，都被他们说成是机会主义。”张国焘乘机挑唆。

张国焘看进一步建言的机会到了，便一字一句地说道：“我经过反复的慎重的考虑，认为要改变目前的状态，开展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应该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

“工农党，”陈独秀饶有兴趣地听着，“你继续说，愿闻其详。”

“这个工农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所不同的是，工农党只是国际主义的友党，而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了。”

“不再是共产国际的支部，”陈独秀重复道，“这样，我们就无须仰视共产国际的指示，像罗明纳兹那样的愣头青，就不敢在中国颐指气使，胡乱指挥了。中国革命就会真正的由中国人做主，这样那样的错误也会尽量避免了。”

可是，不一会他又犯难了，自己头上那顶吓人的“机会主义”的帽子，又有谁会响应他呢？再说共产国际一定会给予无情的打击。思量至此，他忧虑地对张国焘说：“如此大事，并非能轻易成功。我们还是慎重一些为好。”

中共就要到莫斯科召开六大了。共产国际考虑到中共党内的团结问题，直接提名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邓中夏、罗章龙为大会代表，尤其希望陈独秀参加六大，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五月中旬的一天，张国焘和项英来到陈独秀家，把共产国际的意见转述给他，希望他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当面沟通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