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陕甘苏区人民和红十五军团正在进行第三次反“围剿”作战。1935年10月，红十五军团南下作战，取得了劳山、榆林战斗的胜利。但是，就在这紧要关头，“左”倾冒险主义在陕北恶性发展，西北根据地内发生了后果十分严重的“肃反”事件。由于刘志丹长期在军阀部队中开展兵运，在民团和土匪夹缝中创建根据地又需要利用矛盾，难免要经常同各色人物打交道，某些极“左”的人便一再攻击他“右倾”，甚至听信诬告，认为他“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主管肃反的后方军事委员会主席兼陕甘边区保卫局局长戴季英下令将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西北军委和陕甘边县团以上的干部全部逮捕。这时，刘志丹还在前线。10月6日，他碰见从瓦窑堡后方领导机关来的一位通讯员。通信员认识刘志丹，说有一封给红十五军团司令部的急件，交给了刘志丹。刘志丹打开一看，原来是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以指挥北线作战为由密令前线保卫机关逮捕刘志丹及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和原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大部分领导人的名单，他被列在第一名。对这种阴谋诡计，刘志丹感到十分惊讶和愤慨，但是他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决定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他把信交还通讯员后说：“你把信送去，告诉他们，我自己去瓦窑堡了。”他本想向中共中央驻西北代表团提出申诉，但他来到瓦窑堡后，戴季英竟称他“反而不跑，是狡猾地以使党对其信任”，不容分辩地把他投入监狱，连他的马也押进监狱。随后，又把他的妻子同桂荣和女儿刘力贞也编入劳改队。

10月20日，即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的第二天，毛泽东、张闻天就找来吴起镇地区游击队负责人张明科和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骑兵团政委龚逢春，听取他们的汇报。在了解到西北根据地正在进行错误的肃反，刘志丹等大批领导干部已被关押、一部分已被残酷杀害等情况后，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等迅速奔赴瓦窑堡，接管“左”倾错误领导者控制的陕甘晋保卫局。随后，又决定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审查错误肃反的五人“党务委员会”，前往瓦窑堡调查并纠正错误肃反。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泽东来到了瓦窑堡，董必武、王首道等立即将刘志丹案件审查情况向党中央作了汇报。毛泽东指出，逮捕刘志丹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疯狂病”，对刘志丹等应予立即释放。

同桂荣记得，刘志丹是在一天夜里回到沙窝巷家中。以往英姿勃发的刘志丹现在却是一脸憔悴，满身伤痕，脚脖子又被重镣磨烂，伤了筋，两只袜子也被磨成四节，手铐把手腕磨烂，审讯时用细绳把两个大姆指勒得露出骨头……同桂荣哭着骂“左”倾分子太残酷无情。刘志丹劝她不要伤心，夜里哭外面有人听见影响不好。他说这是党内矛盾，内部问题，不是敌我矛盾。同桂荣说：“不是敌我矛盾还把好人朝死里整哩，已经活埋和枪杀了200多个革命同志!你有军队，有刀有枪，为什么不和他们斗争?”刘志丹一下按住她的嘴，严肃起来：“怎能这样说!这是党内问题。我们红军不能自相残杀。我在劳山战斗中，从俘虏兵手中缴获了一张敌人的报纸，上面披露中央红军到达了甘肃境地。如果内部干起来，陕北这块革命根据地就完了，中央来了，我咋给领导交代，能说清楚我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吗?”“那你为甚不跑开，偏要来瓦窑堡。你坐牢不说，连你的马也关在牢院马棚里，我和贞娃夜里溜出管制房，偷偷蹲在牢外墙下。听见你在里面受折磨，受了那么大的罪。”同桂荣流着泪水说。“坐牢是暂时的，痛苦已经过去了。你看党中央不是把我救出来了嘛!咱们的红军不是还在嘛!当时情况复杂，如果我带大队兵马离开，风声一走露，军心会大乱。如果在军团部逮捕我，警卫人员会动武。所以我一人骑马离开部队到瓦窑堡与他们进行说理斗争，这就避免了党和军队的分裂，没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刘志丹等一批被诬陷、逮捕的同志获释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陕北苏区。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刘志丹得救了!”“陕北得救了!”的欢呼声传遍了四方。与刘志丹同坐牢房的战友出狱后，都纷纷到刘志丹家中来。小小的房子里常常挤满了人。他们一来，同桂荣便忙活着端茶做饭。战友们虎口重生，激动不已，诉说中有人不免有怨言，说那些“左”的家伙杀了那么多人，怎么不治治他们?刘志丹苦口婆心地劝说大家：“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来了，一切会好起来。要相信中央。不论是犯错误还是没犯错误的人都要吸取经验教训。历史和实践会证明谁是真正革命的，谁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他还说：“党内问题不必性急，要忠诚为党工作，让党在实际行动中鉴定每个党员。大家不要再记前仇，应该想大局，想团结，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革命工作做好，再不要提这回事了。”刘志丹的宽大胸怀不仅教育了战友们，也教育了同桂荣。

沙场喋血报党国，留得万民哭志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