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有一天，刘志丹回来了，衣衫褴褛，疲惫而消瘦，只有一双深陷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他向父亲深深地鞠了一躬。父亲心疼地说：“你还站着干啥，快坐下说说你是咋回来的?”刘志丹就向父亲讲述了渭华暴动的情况。原来，根据中共“八·七”会议精神，1928年5月，志丹与唐澍、谢子长等一起领导了渭华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野蛮屠杀。但起义很快失败，刘志丹回到陕北，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父亲虽然知道儿子干的是正义的事，但是说太危险。

刘志丹在外面生了一身的疥疮，同桂荣白天上山采草药，晚上煎热后给刘志丹熏洗。父亲则吩咐家人杀鸡宰羊，为儿子补养身子。经过半个月的精心治疗，疥疮好了，刘志丹又急着去榆林参加陕北特委会议。临走时，他对同桂荣说，过几天要来个李先生，你要好好招待。刘志丹走后不久，果然来了位个子不高又黑瘦的李先生，也生了一身疥疮。不用说家里人都知道这位“李先生”肯定是与志丹一起干事的。刘志丹的父亲像对待儿子一样杀鸡宰羊款待他，同桂荣也上山采药为他治病。“李先生”治好病要走时，刘志丹的父亲还送给他几块大洋作路费。后来，同桂荣才知道这位“李先生”原来就是谢子长。同桂荣对刘志丹说：“你们这些人，像孙猴子一样变来变去，连个真名实姓都没有。”刘志丹笑了笑，然后郑重地说：“干革命要随时提防敌人捉捕，改名换姓是常有的事。”

同桂荣回忆说：“每次他回到家中，我都要为他们开会站岗放哨。还有一次，志丹问我：‘敌人抓走你怎么办?’我说：‘愿杀就杀吧，问啥我就说不知道。’志丹赞许地点了点头。”

1928年秋，刘志丹在家乡保安整顿地方党团组织，成立了中共永宁山支部，任支部书记，致力于兵运工作。他把保安县民团和陇东民团一个营掌握在了党的手中。1929年，他到了陕甘宁边界“三不管的地方”南梁，见这里一些土匪搞几枝枪就能割据一座山头，便动员同志们说：“连土匪都可以在这些地方称山大王，弄得军阀无可奈何，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不可以在这里闹革命呢?”翌年夏天，他在这里拉起一支200人的革命队伍上了永宁山。当地民歌唱道：“志丹练兵石峁湾，要把世事颠倒颠。”

被错误关押时的刘志丹

1934年1月，31岁的刘志丹担任红四十二师师长，同年5月任陕甘边军委主席，1935年2月，当选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5月，统一指挥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1934年2月至1935年7月。刘志丹与跗子长等领导根据地军民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第一、第二次“围剿”，解放了陕甘边和陕北广大地区，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至1935年秋，陕甘根据地和游击区扩大到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环县，东临黄河的30余个县，陕甘红军发展到5000余人，地方游击队4000余人。此时，南方苏区各主力红军被迫长征，陕甘苏区虽然人口不多且十分贫瘠，却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

1935年9月初，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苏区艰苦转战来到陕甘苏区。刘志丹写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动员令，派习仲勋、刘景范前往迎接。中旬，红二十五、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在延川永坪镇会师。三军会师后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下辖3个师。红二十五、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依次改编为第七十五、第七十八、第八十一师，全军团共7000余人。刘志丹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盼望着党中央、中央红军和毛泽东的到来。

1935年9月18日，由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到达甘肃省的哈达铺(今属甘肃省宕昌县)。毛泽东从国民党政府发出的一份“围剿”刘志丹的布告和一张“红军占领中心城市瓦窑堡”的传单以及近期《大公报》、《民国时报》和《西京日报》等报纸的相关消息中，判断陕北有红军、有根据地，并且就在瓦窑堡附近。他立即找来贾拓夫了解刘志丹和陕北红军的情况，并任命贾拓夫为白区工作部部长。9月19日下午，红军在哈达铺村口关帝庙内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北上抗日到陕北去，同陕北红军会合”的决策。毛泽东号召大家：“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的前进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