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妹的大名叫熊化芝，她在自家大门口迎接我们。她的家是典型的黑木、单层苗族小屋，中央门廊两侧连着侧屋。她的皮肤粗糙没有光泽，脸上的皮肤紧紧箍着骨头，看上去可不止68岁。虽然刚出院，她走路已经不用人扶。她带我们走进右侧屋的前屋，自己坐进黑色炉台远端的裹着棉垫的扶手椅里。她身后的墙上挂着十大元帅骑在马上的海报、一幅文革时期的锡制毛主席浮雕像，还有一张赵薇在《还珠格格》里的剧照。熊化芝冲我们笑着，用手势示意我们坐在炉台边的长椅上。我们问了问她的健康状况，她表情有些痛苦地说:“不太好。”

炉台上热着黏米饼。熊化芝的二女儿，34岁的杨庭花给大家倒茶，熊化芝让我们吃热点心。我们听不懂她的话，坐在母亲对面的杨庭艳就把她的话翻译成普通话。

“苗族春节有一个传统，”杨庭艳说，“这些点心一吃完，节就算过完了。”

熊化芝对自己的家庭背景知之甚少，她把她了解的全都告诉了我们:父亲去世后，母亲如何带她到的四川，又如何在1947年返回天池，以及她如何被告知自己的真实出生日期。

“你母亲有没有给你解释，为什么当初要告诉你错误的生日?”爱德问。

“没有。”

“你从没问过吗?”

“没问过。”

我们离开时，熊化芝送给我们一件手绣的罩衣，她年轻时做了一些这样的衣服在特殊场合穿。这是一件非常漂亮的工艺品，我们不想拿着。“拿着吧。”她坚持。

“你弄清楚自己的身世后，我们就把它还回来。”爱德说。熊化芝笑着，接受了我们的建议。

我们离开威信，马普安病了。晚上他剧烈地咳嗽，弄得我们两个都无法入睡。我们在北京的医生猜他可能得了支气管炎。爱德平和的性格也因为要应酬各种关系还要照顾马普安而产生了扭曲。贾霁第二次在遵义见到我们的时候，给爱德起了个外号叫“吵架大王”。

这不是开玩笑。爱德的情绪影响了他和所有人的关系，甚至是他自己，他感觉到了这样的变化，并对此深恶痛绝。他每天都下决心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但一次又一次都没能做到这一点。

爱德35岁生日后两天，我们到达了贵州的桑木镇。经过在路上四个多月的奔波，爱德似乎已经“大彻大悟”，了解了哪怕是最琐碎的商品、最不值得一提的服务的价值，以及人们各种行为的起因。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专家”。

我们在桑木住的旅店的老板娘热情友好，和三个女儿共同打理生意。我们早上结了账，包括前一天晚上的饭钱。以当地标准看，价格有些高，爱德让老板解释一下。她一项一项地核算，最后算到我们昨天晚饭时喝的茅台啤酒。

“茅台啤酒，si元。”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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