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这个孩子没有了任何线索。索尔兹伯里1984年采访过一些长征幸存者，但没能查明孩子准确的出生地点，就连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他曾经照顾过贺子珍———也说不出确切答案，只是告诉索尔兹伯里，可能是在四川的白沙 、贵州的枫香坝或是云南的扎西。 这个谜至今没有解开。

罗红芳把我们带到扎西博物馆一个很小的展区，那里全部的展品都是关于长征女战士的。在颗粒粗大的黑白照片中有一张非常显眼，那是一张贺子珍的全身照，大概是长征结束两年后在延安照的。她笑着站在那儿，非常放松，留着男孩式的短发，戴着一顶红军帽。罗红芳给我们讲起了当年的故事，她讲得绘声绘色，富于想象，让我们看到一幅贺子珍含泪听从毛泽东的命令留下孩子的画面。罗红芳还告诉我们两个过去不曾耳闻的细节，恐怕威信县以外没有人知道。

一个细节就是博物馆工作人员确定那个孩子就生在他们花房子地区，也是在那个村子里张闻天被推选取代博古，对党内负总责。郭璋琼后来证实她曾经拜访过花房子一带的老村民，他们说红军走的时候确实留下了一个女婴。那些村民从来没考虑过那会是谁的孩子，他们不像郭璋琼知道那么多:贺子珍是当时惟一一个生孩子的红军战士。

第二个细节是在离县城30公里的一个山村里，有一个老妇人据说可能是被留下的那个孩子。

刚过晚上7点，我们坐在威信县中心一家现代化公寓的厨房里。

炉子另一端坐着的可能就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外孙女———38岁的杨庭艳和32岁的杨庭玉。

我们本想在这儿找到她们的母亲。郭璋琼告诉我们，母亲最近刚出院，和大女儿、三女儿一起住，但那天她正好回自己家了。我们那时对“毛主席的孩子”的说法非常怀疑。毛泽东和贺子珍总共失散了三个孩子，除了长征婴儿，还有两个留在了江西。有关这些孩子的传闻铺天盖地，宣称自己就是的也大有人在。但根据我们在博物馆了解的信息，这会是一个新的故事。于是我们想:听听她们说些什么。

杨庭艳给我们讲了她们知道的一切。

“当地一个叫陶云乡的官员一直在研究本地区长征时期的历史，他对寻找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孩子非常感兴趣。他确信当初这个孩子寄养在一个苗族家庭里。去年年初，他访问了水田一位叫郑明全的老人（水田是位于花房子上方几公里的一个小城镇）。郑明全告诉他，1935年2月时，自己住在花房子。在山上400米的地方有一个苗族家庭，户主叫熊智奎。”

“1936年熊智奎来看郑明全。他非常沮丧地说，有人塞给他一个2岁大的小女孩。熊智奎家非常穷，他想来问问是不是应该收养这个女孩。郑明全说应该没有问题，并说如果需要他可以提供一些粮食。在苗寨里没有把孩子丢给别人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