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接着问：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他的条件来办一张报纸？他这个问题，似是判定陈独秀被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排出中共中央之后，可能会采取反共产国际的态度。他所耽心的是陈独秀有无能力另行办报或另行组党等等。

苏联解体后，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档案，不再成为机密，人们终于可以窥见其中的讳莫如深的存在了。回望那一段历史，真是让人感慨万端。最倡导自由的人，一生都置身于非自由的环境中；为大众殉道的寻路人，却被大众的冷眼所视，收获的只是悲凉的苦果。文学家们描述那一段历史，诗的成分过多，不得要领。瞿秋白已经很是人性化的人物了，在那样的条件下也不得不做一些背理的事。至于陈独秀、张国焘也难逃劫运，一生之中做过许多错事。那一代人是经历大痛苦的，所从事的事业，越走越远离了自我。几十年过去，却发现漫长的跋涉，并无彼岸，迷津四布，反而不及起点时那么目标清醒。世间的道理，唯有体验过生活的人，才最为清楚，在象牙塔里永远感受不到这些的。体验中的知识，才是真的知识。这是那一代人给我们的馈赠。未经历于此的人，事前向其述说而无用。待到事后，又无可如何。大家都在这样可怜的世间。

张国焘与陈独秀在晚年都放弃了政党事业。在政治的层面无疑是失败者。关于他们的批判文章和图书，已很是不少。作为一种现象，在讨论二人的历史时，以成败论英雄未必正确。问题在于，政治失败了的他们，在文化心理上胜利了么？如果没有的话，其中引发出的教训是什么？张国焘的情况十分复杂，世人对其有好感者不多，暂且不谈。仅陈独秀带给后人的遗产，是丰沛的。他在黑暗的中国放了一把火，却烧了自己和同行的人们。黑暗的中国依然黑暗，而先前积蓄的精神资源却零散了。每每想起那一段历史，就让人感到一种沉重。火是要放的，但为什么烧不死敌人，却毁坏了自己的家园？难道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必然？这是现代史的一个黑结，它解开了，也许历史的真相也就浮出水面了。

（文中所引张国焘文均摘自张国焘《我的回忆》一书，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０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