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

我觉得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文献，它至少回答了一个问题，在落后、残酷的中国社会，产生社会主义思潮是必然的。在苏俄模式与欧美社会模式之间，前者的引力很大。胡适梦想的美国民主化道路，离人们的视野还很遥远。而苏俄却仿佛可以一下子能摸到。彼此有着相近的血缘。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俄的巨大引力，是别一民族与国度无法相比的。

陈独秀最初组建共产党，就已意识到像国民党那样的党魁制是有问题的。解决它的办法，应采用“较民主的委员制”。经过五四民主之风洗礼的他们，在思想深处就一直有着读书人的特点，存在一个基本的底线。问题的复杂性是，当他们投身于自己钟情的事业的时候，周围布满了种种陷阱，有时不得不被推向一种两难。背后是共产国际，身边多稚气的热血青年，以及各类机会主义者。在严峻的事实中，便不免有权力之争、党风之变。陈独秀和张国焘都感到“权力、组织、一致、领导”存有非人性化的因素，他们自己也在制造着这些东西。选择的悖论，是五四后知识界普遍碰到的问题。张国焘在回忆录里，多次暗示了此一点。后来所以脱党，走了另一条道路，有着十分深切的原因。

张国焘笔下的陈独秀，有些描写十分精彩。个性与气质飘然于纸上。顺着他的思路，当可以想见那个时代的境况。张氏每每写到这位前辈，都有敬重之笔。偶有批评，语气亦十分中肯，没有漫画的笔法。这些印象都是自然流露出的，显然无雕刻的痕迹，解读的过程里，可以嗅出别一类文章中鲜见的气息。将这些片段连缀起来，一个丰富的人物形象大概就可以托现出来了。

在张国焘的眼里，陈独秀聪慧、果敢、富有人情味儿。有时喜怒于色，说一些伤人的话。他不太记仇于人，争论之后，倘认真思索问题，觉得自己有错，还敢于承认，是有气魄的。建党初时，其身上还有些民主作风，让人有一种信任感。此后中国革命一波三折，共产国际的瞎指挥，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农民运动中的流寇问题，使其渐渐感到早期设想的蓝图，已多难实现了。革命正在向相反的路途滑进，荆棘日多。不仅陈氏不能适应，张氏也苦楚难排，多积淤于胸。此一体验，后来的几代有知识分子色调的党内人士，都有一点的。《我的回忆》对陈独秀的把握，是建立在书生的基点上，并无政客的一面。张国焘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