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左）与蒋纬国兄弟

在德国时我认识了一个女朋友，她是一位伯爵的女儿，身高六尺三寸，我与她交往半年多，但连手都没有拉过。我常常讲一个笑话：“我跟她见面，她总是躺着的。”其实是因为她太高了，如果她站着跟我说话，我就要昂首看她了，所以她通常躺在斜椅上。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跟她聊天，因此对我的德语训练帮助很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奉命离德返国，路经比利时的时候，有人要帮忙做媒，对方是蒋百里将军的三小姐蒋英。当时我考虑到回国后要做一个基层干部，凶多吉少，所以就拒绝了。

回国后第二年，也就是民国三十年，我跟着何应钦将军到西安，认识了几位小姐，我请示父亲之后，就和石家小姐订了婚。当时如果不是母亲催我，我仍然没有结婚的打算，抗战未成，何以为家？

民国三十四年，我与静宜在王曲七分校的常宁宫举行婚礼。民国四十二年，我先室病故。当时她的预产期已经过了两个礼拜，10月31日父亲生日当天，我们在军官俱乐部举行庆祝晚会；我母亲又正好生病，住在广州街中心诊所。而静宜当天开始阵痛，我发现后立刻联络她的主治大夫———台北市妇产医院李院长，我跟他说要把静宜送到医院去，他来家里看过之后，说那不是阵痛，离生产还有一段时间。没想到后来他竟然跟别人说我要他打催生剂，想凑在10月31日生下小孩。

第二天早上五点钟，我打了一通电话给李院长，他来到家里听诊之后，发现小孩已经缩上去了，而且也没有心跳了。结果他一句话都没说，就走到阳台上跳脚，说：“哎！我以后怎么做人！我以后怎么在台北市待下去！”

后来我们就赶快把静宜送到医院去，用产钳把孩子拉出来，是个女孩子。静宜身体受了很大的伤害，所以她经常要吃止痛药，李院长就替她打吗啡，剂量不是很多，但是外面却传言我妻子有吗啡瘾。

我把静宜生下的死胎泡在药水缸里面，一直放在家里。后来朋友劝我，如此做不仅伤感，而且对我们夫妻两人心情的恢复也没有帮助，所以我就把死胎送回医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