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思聪的儿子马如龙的回忆中，父亲在国内“最快乐的日子”是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那时，父亲被人们称为‘老周的宠儿’，事业上风生水起，音乐创作也达到一个高峰。”。“老周”指的是周恩来。许多可考的资料中都记载了周恩来和马思聪的友谊。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约见马思聪，问道：如何在一片废墟上发展新中国的音乐事业？马思聪提出“人才第一”的观点，培养新中国的音乐人才，首先要办学校。周恩来应声说道：正在考虑建立中国最高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拟请马思聪先生出任院长。12月18日，马思聪随周恩来出访苏联归来，即被政务院任命为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时年37岁。在那段时间，他创作了《春天大合唱》、《欢乐组曲》等作品。

被隔离的岁月

快乐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

“文革”一开始，马思聪的噩梦也开始了——“音乐权威”转眼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他和其他500多名文艺界知名人士一起被关进了“社会主义学院”，在军管人员的监督下，他们读报、讨论、书写批判自己和揭发同榻朋友的“反党言行”。

关于马思聪在文革期间所遭受的折磨，从一个“吃草”的段子就可以窥见一斑。据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赵沣回忆：“有一天，马思聪和我被派到学院里拔草。一个造反派对马思聪吼叫：‘你还配拔草！你姓马，只能吃草！’说完，竟然当场强逼马思聪吃草。

在那段风雨飘摇人人自危的年月中，即使是最亲的家人，见面时也往往“相顾无言”。

马思聪的十妹、长笛演奏家马思芸也曾任教于中央音乐学院。她回忆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老师们开始遭到批斗，马思聪等学院领导每天都被叫去扫厕所，几个月来家人见面都不敢对话。

1966年11月的一天，暮色初合，她在学院水房拐弯处巧遇马思聪。“他四处张望确定周围没有人后，小声问我，‘妈妈怎么样？’我赶紧回答说‘妈妈很好’。”说完两人就匆匆分开。她怎么也想不到，那是她和哥哥见的最后一面、说的最后一句话。

在马思聪被隔离的这段时间，家人也开始踏上仓皇逃亡的路。那时的马如龙已经是20多岁的小伙子。朋友看情势恶劣捎信让他们赶快出逃。马如龙从北京逃到广州，母亲带着姐姐逃到南京，过了一段时间，才在南海会合。

马思聪的小女儿马瑞雪曾经回京偷偷去看过父亲，“回来后告诉我们，父亲完全变了一个人，脸上涂了墨，全身贴满了大字报，被打得遍体鳞伤……”女儿把打算到香港避风的计划和盘托出，遭到马思聪拒绝。“父亲总想着受批斗可以熬过去，但一走开就等于叛逃，什么都完了。”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争执，身心极度疲惫的马思聪终于同意先回南海休息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