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晚上，基地司令员张建启内心同样是七上八下，矛盾重重。作为发射指挥长，如果所有专家都同意29日发射，就他一人反对，他不在发射书上签字画押，也发射不成。但他清楚，发射场上任何人的固执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根据我对他的采访，其实他是不同意29日发射而主张30日发射的。他说，从我近几天对气象情况的分析判断来看，30日气温回升的可能性较大。如果在30日发射，火箭会更安全一些。但推迟一天，全航区的工作程序都要变动不说，光是发射场区的一揽子事情就千头万绪，万一捅出新的娄子，如何了得！再说了，老天爷的脾气谁摸得准？万一30日天气变得更坏，怎么办？所以我也是左右为难，犹豫不定。

火箭系统的两位老总黄春平和刘竹生，这个晚上也很犯愁。本来，一开始黄春平底气很足，曾经拍着胸脯说过，我们的火箭不怕撞，不怕冷，29日发射没问题。可随着发射场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气温一天天下降，他的底气也开始有点下降了。特别是当火箭总师刘竹生将一份刚刚查出的资料放在他的手上后，他也不再明确坚持29日发射了。因为这份资料显示，在去年国外的一次发射中，由于温度太低，造成火箭储箱尾部燃料输送管冻裂，无法将燃料送入发动机，结果导致发射失败！所以当胡世祥让他表态时，他小声嘀咕了一句，说，我看还是推迟一天吧。

胡世祥一下子笑了起来，说，你上次不是胸脯拍得山响，说29日发射没问题吗？怎么现在又变了？

黄春平好像很委屈，说，上次是你逼着我表的态嘛！我回去后，大家有意见，说万一29日出问题呢？我也得听群众的意见啊！

会上便有了笑声。这笑声自然浸着几丝凉意，也含有几分苦涩。

总之，在戈壁滩上这个寒冷的冬夜，老天爷抛出的一道难题难住了中国的航天大专家们。会议开至深夜，意见也未统一。

第二天一大早，胡世祥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知基地副司令员崔吉俊，让他赶紧组织人做一次试验，看火箭裸露在外面时，箭体温度下降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拿出一个科学的试验数据来。

崔吉俊火速赶到特燃供应站，找到站长李树斌。李树斌让战士锯下一截铝合金管，然后放在电暖器上，使其升温。后来李树斌见升温速度太慢，干脆把管子拿到洗澡堂，用热水冲泡。然后再将管子搁在零下二十八度的室外，进行观察。晚上六点，试验结果出来了:火箭裸露在零下二十八度的空气中时，每隔五分钟箭体温度下降一度！

崔吉俊立即打电话向胡世祥报告这一试验结果。

当晚七点半，指挥部再次召开会议，会议主题还是确定发射日。所有工作都在等着安排，当晚必须拍板———这是决策的最后时限。

会议上还是两种意见，还是没完没了的争论。

胡世祥提出一个问题:按照过去的发射程序，火箭点火起飞前四十五分钟，必须打开搂抱着火箭的发射臂。但根据今天新的试验结果，发射臂打开后，火箭露在外面，每五分钟温度就会下降一度，等到点火发射时，火箭原有的温度就已经降得差不多了，怎么办？

有人建议:推迟打开发射臂的时间，火箭点火前二十分钟再打开发射臂！

有人担心点火前二十分钟才打开发射臂太紧张。一是发射场所有人员要撤离现场，二是裹在火箭飞船上的二百床棉被必须一床一床地撤下来，万一时间不够，手忙脚乱，乱中出错，留下一床棉被，让火箭裹着这床棉被飞到了天上，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

有人主张把给火箭送暖的时间再延长一点，在火箭点火前三十分钟打开发射臂，再对撤除棉被的人员进行严格组织，不会有问题。

最后，大家的意见基本趋于推迟一天，即30日发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