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后，沈醉先在京郊的红星人民公社旧宫大队劳动了一年，而后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委员，生活待遇优厚。在这期间，他除了劳动、学习或参观之外，就是勤奋写作，先后写了《我所知道的戴笠》、《杨虎城将军被害经过》、《保密局内幕》等十几篇材料。

特赦后不久，通过多方查询，沈醉终于了解其妻粟燕萍的情况。原来粟领着六个孩子和沈母到香港后，由于人生地不熟，带去的钱不到一年就让别人连骗带偷地弄掉了一大半。而过去的亲朋好友对她也冷眼相待或闭门不见。粟只得将婆婆送往台湾沈家大哥处，并让其弟带着大女儿小燕、老五沈美娟回大陆。谁知其弟将两个孩子放在长沙亲戚家之后，就一去没有消息。后来，大女儿小燕病死了。1953年，台湾中央社发布消息，宣称沈醉已被共产党枪决，沈醉的牌位也已列入“忠烈祠”。为了将孩子抚养成人，粟燕萍改嫁给一个流落香港的原国民党团长。但毛人凤又借她改嫁为名，硬将沈在香港的四个孩子强行接到台湾。

经过通信联系，粟燕萍决定返回大陆，回到沈醉身边。正当他们准备团圆的时候，大祸从天而降。由于沈所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在《文史资料选辑》刊出后，香港报纸也作转载，台湾当局大为恼怒，首先将沈醉在海关工作的三女儿撤职，并派人对粟进行威胁。

不久，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沈醉将在长沙的孩子沈美娟接到北京上高中。1965年秋，他和医院护士杜雪洁女士结婚，又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正当沈醉的生活非常平静时，新的灾难再次降临。1967年11月，沈醉被江青集团莫名其妙地逮捕了。原来沈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提到过军统上海特区“直属通讯员”崔万秋。崔常在《大晚报》副刊上发表“北国美人”等类文章，为当时上海的四等演员蓝苹(即江青)捧场。沈醉在崔家，也经常见到蓝苹和为军统工作的狄克(即张春桥)，为此，险遭杀身之祸。

1972年11月，沈醉离开监狱，重新回到政协文史委员会办公室。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使沈醉无比悲痛。他说，毛主席制订的改造政策使他们这些原剥削分子从鬼变成人，又是毛主席制订的宽大政策使自己晚年过上了幸福、充实的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