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点左右，卢汉的警卫营长带着十多名执手枪的士兵走进会客室，说:“我们奉命检查。”在枪口的威逼下，沈醉等人无可奈何地举起双手。龙营长第一个就开始搜查沈醉，结果，除十两黄金外，一无所获。他不禁有些着急地问:“你平时带的两把手枪呢？”沈回道:“早放在家里，才来开这个会的。”(沈在临走前将手枪、证件、钢笔等物都交给了副处长。)

搜查之后，兵士们又一个一个地分别把沈醉他们用汽车押往五华山省政府办公大楼四楼的一个房间，这里早已关着张群的随从们。从张的随从那里，沈得知，那天张群来昆明之后，卢汉连见都没有见张一面，就将他软禁起来了。

睡在床上时，沈醉翻来覆去地想着。眼下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三条路:一条是顽抗到底，以死相拼；一条是假起义真反共；第三条是真起义，把一切都交出来，彻底与国民党断绝一切联系，立将赎罪。第一条路自然是必死无疑，第二条路有可能活着逃出去，也有可能在未逃之前被发现。但是逃出去，毛人凤不会饶他；逃不出去，被发现了，共产党也不会饶他，到头来还是死路一条。而且沈醉为毛人凤登上局长宝座立下了汗马功劳，最后却被毛无情地发配到边远地区，为此他恨透了毛，不愿为毛殉难。越想沈越觉得自己只有走第三条路:真起义、真投降。只有这样，才有一条生路。沈准备亲自号召云南省三百多公秘单位的特务以及他们统率的特务武装部队放下武器，交出电台和一切文件、器材，随同他一同起义；并把他曾在上海匿藏的一些枪支、电台的地址供出来，并且将下午到达昆明的四个老朋友徐远举、郭旭、成希超、周养浩也交出来。因为，卢汉控制了机场，他们已无法逃台，再加上他们对昆明的情况根本不熟悉，若乱跑出去，弄不好就会被保安团抓住打死。

第二天早上，士兵把沈醉押到二楼的一个会议室。卢汉的部下递给沈一张拟好的起义电文，让他在上面签字。沈看了一遍之后，觉得这种行文不符合军统特务的行文规定，部下一看就会知道不是沈的意思。他便说:“这样不行！还是我亲自起草起义电文吧！”卢的部下看了一眼沈四周那些荷枪实弹的士兵，说:“在这种时候你自己越写越乱，还不如就在上面签个名。”但沈醉告诉他说，这种行文即使签了名，也起不了作用，还是沈自己写。沈因为晚上就想好了要起义，故提笔一挥而就:

现云南全省在卢主任领导下，于本日宣布解放。本区所有军统内外勤及各公秘单位工作人员，趁此时机听命转变，不但可免除无益牺牲，并可保全个人生命及今后生活。本人已绝对服从卢主任命令，各工作同志应即一致遵照。自即日起，停止一切活动，所有武器立即缴出，所有通讯器材不得破坏，遵照呈缴并自动出面办理登记手续，听候另派工作，切勿藏匿逃逸，故违自误，而放弃此惟一自新良机。

沈 醉

12月10日

沈边写卢的部下边称赞写得好。沈写完后，接着就把徐远举、周养浩等大特务交了出来，把云南站大小二十多部电台等以及潜伏组织一起交出。卢的部下看到沈醉表现这么好，很感意外，原来他们一直以为沈是最顽固、最不好对付的人。

一切手段办完之后，卢汉的部下便问沈醉，是要走，还是留下？他还说:要走的话，还有飞机去香港。沈当即表示愿意留下。因为沈清楚:去台湾，只有死路一条。

11日早上，《云南日报》刊出卢汉率部起义的通电和李弥、余程万、沈醉等人拥护起义的通电。广播电台不断播放沈醉几个人的讲话，号召部下放下武器，响应云南和平解放。当天中午，卢汉将张群放行，让他及其随员乘英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到香港去了。

1950年3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后，卢汉把沈醉等当作要犯移交给昆明军管会。是年12月底，沈醉被押送到重庆。1957年年底，被转移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60年11月，沈醉被人民政府特赦。在人民政府对沈醉的管教期间，沈与其他战犯、特务头子们的思想逐渐得到改造，管教所组织他们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有关著作和《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还组织他们参加生产劳动、到各地参观，以培养他们对新中国和普通人民的感情，清除他们头脑中的剥削阶级旧思想以及对美帝国主义的错误思想，经过十来年的改造，确实使沈醉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各个方面脱胎换骨，成为热爱生产劳动、热爱人民、热爱新中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