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许多“反动学生”处分已经过期或到期，然而他们不仅没有解除处分，反而又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每日强劳最多至十二小时。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鼓励“要武”后，反动学生被剃头、挂牌、游场、殴打，受尽了一切非人的折磨和污辱。

直到1969年1月，也就是说在超期一至两年以后，这些无辜的学生才由北京市革委会下令遣送回各自院校处理，由于无章可循，各院校处理的更是随心所欲，五花八门。部分分配工作，但并未平反，属“戴帽”监督使用，相当一部分学生继续受到非人的迫害；有的在校作为活靶子继续批斗；有的遣返原籍按四类分子处理；有的重复判刑、拘禁；有的流离失所，下落不明。

平反

1976年7月26日，我又因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被判有期徒刑13年，1978年10月北京“中法”又认为我的问题是针对“四人帮”的，撤销原判，予以平反。出狱后，我想当初法院重判就与“反动学生”案有关，于是找师院，师院很快作出反应，1979年3月予以改正。

此年4月南口同学来找，我们酝酿找高教部，要为全体被冤枉的“反动学生”平反。7月，原北京航空学院平乃彬来京商量此事。8月，我们先找了原北京高教局局长魏明。他明确表态四点:一、此事（“反动学生”问题）已应不复存在；二、工龄应该算；三、我们来晚了，应该早来；四、写个材料给他，由他转给蒋南翔（原教育部部长）。见面时，魏明表示了对尚育森的赞许，说他有先见之明。并且提醒，不要参加北京的上访人员队伍。

1979年9月1日，平乃彬找到魏明，魏明告知:材料已经送给蒋南翔，蒋南翔表态“应该解决”。蒋当年就不同意，是陆定一提出来的，陆定一现在已经后悔了。魏明说:“你们可以去见见蒋部长。”午后，我与平乃彬等到大木仓教育部。接待我们的蒋南翔的老秘书叫张鸿治。张很热情，说“我也才从干校回来，我们是一条沟壕里的战友。”他承诺:一、由他将材料（我们的反映材料）从蒋部长处要来，由蒋批示后去办；二、由他与学生司联系，要学生司向各学校打招呼，抓紧解决（不要等文件）。1979年9月13日，我与平乃彬、曹天予三人去教育部学生司，与张均时司长谈了一会儿。后被介绍到学籍管理处，张德庭处长和任姓工作人员两人接待了我们，他才从安徽调查回来，说那里的“反动学生”（上海遣送的）衣衫褴褛，陷入无人管理、流浪街头的境地，要赶快将他们救出来。北京还算是好的，多数已经解决生活问题。他们已经将报告送了上去，总的思想是先参照中央关于右派改正的文件思路给予解决，可以不必报送书记处，目的是快速救人。

经过四十多年的反思，事实证明，这些学生不但无罪，而且都是当时的热血青年，如今，他们在各个领域为国家、人民作出卓越的贡献。

2007年4月10日，这些当年的“反动学生”在北京重新聚首，可惜只联系上27人，都已是白发苍苍、花甲之年。其余的人有的已故去，有的已病痛致残，还有一人失踪。这些人依然思想锐利，锋芒不减当年。他们来到劳改过的南口农场，触景生情，或慷慨激昂，或痛哭失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