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没通过的同学自然被视为“反动学生”的候选者。中文系约有十来人，其中我属于最严重的。果不其然，大会后，就勒令我单独交代，派同学监视行动，不得擅自出入校门……最后宣布我为“反动学生”，给予劳动考察三年的处分。定为“反动学生”后，不能毕业，只发生活费（每月28元），先是在学院参加劳动，1965年1月4日被发往北京南口农场二分场劳动改造。

此后三年，共清理三次，来南口61人，分属27个院校。1966年各院校在文革初期揪出的“反动学生”被毛泽东一风吹了，高等院校党委以及后来派去的工作组都被打倒，这一清理运动才告终止。

1963至1965年北京市清理出“反动学生”的大专院校几乎囊括了当时北京所有的有影响的高等院校。

“罪行”

“反动学生”绝大多数都是从二三知己平常闲聊中揭发出来的，或在清理思想时诱导学生自己主动谈出来，有的甚至是根据本人日记或亲朋好友的写信请求学校对该学生帮助时而发掘出来的。

这些“反动学生”究竟如何“反动”，究竟犯了什么法，被认定的是什么罪行呢？大概分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反修防修；二、关于“三面红旗”问题；三、为1957年右派分子鸣冤叫屈；四、同情彭德怀的处境，赞成其观点；五、反对个人迷信呼吁民主自由。

以上所谓“罪行”大多只有思想和私下言论，而许多“言论”，其实什么也算不上。如有人被搜罗到“马列主义吃窝头，修正主义吃面包”的俏皮话就被“上纲”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吹捧修正主义”。另外还有四名1957年右派学生（北师大萧书长、陈寿康，北京农大张慎行，北大张世林），完全是为了凑数又打成了“反动学生”。

“反动学生”被定性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分别被判劳动考察两年或三年（发生活费28元）、劳动教养两年或三年（发生活费23元），考察与教养除生活费的些许差别外，其它待遇完全相同。

处理

从1965年元月3日起，北京各高校的“反动学生”都被送到北京南口农场二分场集中管理。当时北京市委大学部劳动生产处在二分场有劳动据点，称“高校大队”，是市委为了防修反修需要，率先在高教系统搞的劳改基地，专门安排市属高校教职工下放劳动。“反动学生”在组织上属高校大队，但不归它管理，另设“反动学生”管理组管理。管理组由相关的高校派出的保卫、后勤和政工人员组成，受市委大学部和市高教局共同领导。

管理组为了管理就要把“反动学生”分成“积极改造的”、“一般的”和“反改造的”。政治面目理清了，第二步就是用“阶级斗争”的办法促进改造。其方法是依靠积极的，团结一般的，打击反改造的。为了做到这些，还要人们互相监督，揭发举报。

“改造”是极残酷的，有的地方比监狱有过之无不及，特别是文革时期。本来“反动学生”是处理过的了，问题清楚，可是在南口期间，经常有针对反动学生的批斗会。所谓“批斗”许多是手口并用，打人、打伤人的现象屡屡出现。管理组几乎不受任何组织的领导、不对任何人负责，他们凭个人好恶，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给同学身体和心灵上造成严重的摧残。

监狱对于罪犯的要求是做“自食其力的新人”。在南口时正赶上反修高潮，学习“九评”。这也是改造学习的重点。文章中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这本是对接掌国家大权“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要求，与普通百姓都没有什么关系，却让“反动学生”要以这些标准要求自己。当时上下都不觉得荒诞，以为当时的学生许多就达到这个标准了，“反动学生”也要做到这些才算改造好。

1965年底，建筑工程学院的解基伏因为表现好，提前解除处分。1966年5月份解除了一批两年到期和改造较好（认罪好、服罪好、劳动好）的“反动学生”的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