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改革开放以前“反动学生”这个词虽也常见于教育系统的内部通报，但真正作为政治帽子、作为正式处分大学生的一个案由，只实行于1963年到1966年清理反动学生运动中。到1966年7月，由于文革起来了，毛主席下令不许“整学生”，说“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清理反动学生运动才一风吹了。

缘起

整“反动学生”始于1963年暑假的北京高校毕业生毕业鉴定时。据1963年河北北京师院数学系毕业生朱志曾先生回忆，毕业前，学校要求每个人都写自我鉴定（政治性的），然后集体讨论通过才能毕业。在写鉴定之前，校方传达了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和北京高教局的文件。文件说在北京高教领域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毕业生中就有阶级敌人，并公布了一些案例。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北京地质学院尚育森投书中央广播电台“驳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案。

1963年6月14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发表，广播电台日夜广播，声势很大，北京地质学院物理勘探专业的尚育森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有异议，马上给中央台写了一封据说有7000字的信，要求在反修防修问题上公开辩论，结果被定为北京的第一个“反动学生”。

此事被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报告给了毛泽东，1963年7月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处理通知》。毛泽东的批示:这类现象所在多有，这是一批极右分子。文件说“据北京市反映，今年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有极少数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其对我的猖狂进攻的程度已经相当甚至超过反右斗争中的极右分子”，“北京市的高等院校有这样的情况，全国高等院校也必然同样有这种情况。对这一小撮政治反动的学生，必须抓紧时机，通过揭露与批判，对他们进行严肃认真的处理”。根据这个文件的精神，教育部经国务院文教办批准制定了《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在劳动教养或劳动考察期间的试行管理办法》。

于是，从1963年暑期前起，在全国大专院校中清理“反动学生”。第一批“反动学生”被清理出来了，计有尚育森、朱志曾、李明昌，以及北大的吴启元、伉铁保，科技大的马家骅等，于1964年送往红星农场劳动改造。

铺开

到了1964年，阶级斗争已经搞得轰轰烈烈了。以1963年3月5日为标志的“学习雷锋运动”拉开了在学生中大搞阶级斗争的序幕，先是“学雷锋，做好事”（目的在于抓阶级斗争），跟着就是照着《雷锋日记》中的精神搞“青年学生的思想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去占领”等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教育。并要求同学们联系实际，人人过关，动员学生自我检查提高。北京师院化学系还揪出学生于某作为“反动学生”的样板，并送至劳改局农场劳动改造。1964届学生毕业之前，学校的气氛已经很紧张了。

1964年清理“反动学生”是全国性的。我所在的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自1964年的新学期伊始就提出1962年下半年班级“选举问题”，认为那就是阶级斗争，于是，在学生中秘密搞“左中右”分类排队，内定打击对象，利用毕业前学生对日后命运的关注，制造人人自危的氛围，有目的地找一些学生回忆既往、制作有关同学的言论材料，定出打击重点。其中断章取义、移花接木成为普遍现象。这立即引起骚动，被列入黑名单者立即陷入无人搭理和暗中有人监视的孤立窘态。

7月中旬鉴定开始，几乎每个同学的检查都从阶级斗争的高度来分析认识。检查先要在小组里通过，最后由“系总支”拍板。其次序是先易后难，“思想进步”的同学很快通过，轻装上阵；问题多的放在后面，要反复地揭发批判，弄清每一个学生的思想面貌。其关键是对“三面红旗”和“反修斗争”态度。

7月底，每个同学都轮流检查了一遍，大多通过，每组都有一两个通过特别困难的，这就要经过反复揭发批判，反复地认罪检查，勉强通过。我也检查了两三个小时，最后是小组不予置评，不说不通过，也不说通过，令人惴惴不安。更令我没想到的是两天之后，在礼堂开会，总支书记宣布，毕业鉴定胜利结束，从现在开始转入对敌斗争阶段，也就是清理“反动学生”阶段。接着宣读“清理反动学生”的文件。还宣布了划“反动学生”的“标准”，主要是对“党的领导、党的政策和社会主义有攻击性的言论”，对“三面红旗”和“反修斗争”有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