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语录》是毛泽东著作中名言警句的选编本，“是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因为最流行的版本用红色封面包装，又是红色领袖的经典言论，所以文化大革命中被普遍称为“红宝书”。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无不知晓“红宝书”。那时，人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红宝书”不可不带，连结婚送礼也必少不了一本“红宝书”。

二十世纪最流行的“书”

严格意义上讲，“红宝书”应包括各种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但由于《毛主席语录》发行量最大、印制最精美、读者最多，且封面又是由红塑料封皮特制，人们心目中的“红宝书”往往专指《毛主席语录》。仅“文革”几年之内，国内外就出版了用五十多种文字印成的五百多种版本,总印数为五十余亿册。在当时，全世界三十多亿人口，男女老幼人均1．5册有余，被国际上公认为:“是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书”。

上个世纪60年代，似乎在一夜之间，“红宝书”忽然在中国大地掀起了红色海洋。那时，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毛主席语录》不可不带。“顶礼膜拜”程度近乎宗教仪式。

作为软武器，《毛主席语录》也曾直接用于“反帝、反修”的战场。

1967年，我国500多名留学生回国，途经苏联，其中留法学生到红场高声朗读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的语录、与苏联警方发生冲突。其他留学生义愤填膺，成立了留学生总指挥部，准备组织汇集在莫斯科的百十名留学生，再次去红场“血战到底”！如不是接到了陈毅签发的特急电报，真要在“苏修叛徒集团老窝”中心开花了。留在巴黎的留法学生听说第一批回国的留学生在红场挨了打，立刻带上了刷子,提上了油漆桶，排着队准备到苏联驻法大使馆去写标语，走到半路就被法国警察截住了，也挨了打，又被拘留了一批。我驻法大使亲自连夜给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打电话，同时又派人到法外交部交涉。次日，法方才用囚车把被扣留学生押送飞机场，让他们立刻登机回国。

1966年，我国派出一个青年文艺小组到法国访问演出，他们在每个节目表演前，都要先念一通《毛主席语录》。观众对此很反感，头两三个节目，还能忍受。以后每念一次毛语录，台下就发出一片嘘声，越念嘘声越厉害。大使馆的同志们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难过，建议他们不必每一节目前都念语录，但文艺小组领导坚决不肯，说节目前念语录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创举。台下喝倒采，他们说观众大多是资产阶级，敌人反对正说明我们是正确的。大使馆黄镇同志和宋之光同志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为了维护毛主席的威信，为了中法友谊不受伤害，只好对他们说，如果不接受使馆意见，就不要再演出了。这才使他们不得不做了让步。

林彪提出“三十字方针”

“红宝书”的疯狂泛滥，与林彪的大力倡导密不可分。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连续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即通常所说的庐山会议。这次会议后，林彪掌控了军权。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开始在全军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

1960年九十月间，林彪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站在现代思想的顶峰”，要“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1961年1月，他在“带着问题学”和“立竿见影”后又添加了几句话，拼凑了一套所谓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方法。这一方法后来被吹嘘为“三十字方针”，即:“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下功夫。”

1961年4月，林彪在部队视察时，更加明确地提出: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在这之前，他还曾主张要把毛主席著作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

《毛主席语录》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被编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