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没有正面回答周恩来的提问，继续阐述国民党的意见：一旦“同盟会”成立，即可由中共先发表愿与国民党合作、一切服从国民政府、一切服从“同盟会”的宣言，然后由国民政府公布红军编制为3个师，45000人。3个师之上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由国民政府指定国民党人任训练处正职，由国民政府指定国民党人任3个师的参谋长，具体负责军事行动，朱德、毛泽东必须离开红军出洋考察。边区政府可由中共建议国民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职，由你们自行推荐副职。分批释放在狱中的共产党员。由中共方面派人联络南方游击队，经调查后实行编遣，但其领袖必须离开部队。由“同盟会”指定中共出席国民大会代表，但不能以中共名义，国防会议可容中共干部参加。

蒋介石的意见相比杭州的谈判有所倒退。周恩来当即严正地表示：“我不能同意委员长所提出的同盟会的组织原则和红军指挥机关、边区人事安排的意见，这些原则问题事关重大，我党要慎重考虑。至于朱德、毛泽东是否‘出洋’，纯属我党内部问题，只能由我党自行做出决定。”

尽管国共两党在合作谈判上存在很大分歧，但双方都希望能够尽快解决分歧，重新携手合作。从6月8日至6月15日，周恩来除了和蒋介石直接会谈，还分别与宋美龄、邵力子、张治中、张冲等人多次会晤，反复说明中共的立场、态度，会谈、会晤的气氛还是友好的。宋美龄多次向蒋介石进言，要蒋介石充分考虑中共的意见，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以达到双方礼让，尽快在原则问题上取得大致相同的意见。6月20日，周恩来离开庐山，返回延安。

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突发，形势骤紧，举国上下要求立即全面对日作战的呼声直冲牯岭。7月8日下午，蒋介石收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9人联名打来的电报：“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7月9日，蒋介石收到由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等代表全体红军打来的电报：“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7月14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再次来到庐山，继续与国民党进行第四轮谈判。

当晚，邵力子前往“仙岩饭店”看望了周恩来一行，转达了蒋介石的问候，并说明蒋介石这几天太忙，准备发表重要讲话。周恩来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邵力子，请他转呈蒋介石。周恩来详细说明了中共在《宣言》中的四项保证：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须，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邵力子赞许地说道：“贵党为了早日促成两党的合作抗日，一再做出重大的让步，其诚可鉴！希望这次谈判能够取得满意结果。形势严峻，刻不容缓哪！”

7月17日上午，一身戎装的蒋介石面对100多名各党派代表、各界名流正式发表《抗战宣言》，郑重宣布：“……我们已快要临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极人世悲惨之境地，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如果放弃尺寸土地和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士抗战之责任，皆因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会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四万万同胞要求抵御外侮的呼声终于有了回音！

7月17日下午，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来到“美庐”别墅，与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举行国共合作第四轮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