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张唯一被捕。两天后，不明情况的韩慧芝按原计划前去接头，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妻子没在规定的时间内回来，陈为人明白一定是出事了，可是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营救亲人，而是如何安全火速地转移文库。

中共的秘密条例规定，存放档案必须是单幢房子。可要马上找到既安全又保密的库房实在不易，何况租赁单幢房子还得有铺保。一时之间，陈为人既不便找中共同志，也不能找外人。他想尽办法才找到小沙渡路合兴坊一幢免铺保的二层楼房，但每月30块银元的租金十分昂贵。当时，陈为人已经与中共失掉联系，断了经费来源，自己早已衣食无着，饥一顿饱一顿。但他化名张惠高，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不顾一切地租了下来。

本来一家人生活就很清贫，现在他要孤身保管地下文库，还要抚养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为了文库的安危，又不能出去工作，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陈为人只好典当衣物，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到最后，他把二楼上的家具几乎变卖一空，甚至铁皮罐头之类零星杂物都卖光了，可一楼的摆设仍维持着一个老板的“表面文章”。全家每天以两餐红薯或山芋粥充饥。为了不让房东察觉他家生活艰辛而引起怀疑，他常常盖上一片干鱼端到楼上吃，快到楼门口时怕孩子们看见，再把鱼片藏起来。就这样，那片干鱼片足足用了一个月之久。

在最困难的日子里，陈为人急得去找鲁迅帮忙，还靠进步知识青年李慕英到外面教书接济。但是掩护机关始终是个难题，最后不得已，他写信把在河北正定小学任教的妻妹韩慧如找来帮忙。

韩慧如眼前的姐夫除去身上穿的，一时不用的衣服都已卖掉，孩子穿的是抽了棉花的破背心；煤球数着用，楼下摆着绝对不能吃的月饼，一岁的婴儿常常以水代奶。当她明白了姐夫做的是何等“生意”，什么话都没有说，挑起了料理家务、照顾孩子的责任，并拿出自己积攒的300块银元。

为维持生计，陈为人总是天黑时出门买山芋，堆在亭子间里。可怜的是他的三个孩子，饥饿难熬。看到锅里剩下的那点粥哭闹着要吃。天真的孩子们哪里知道，那是他们的晚餐。陈为人“狠心”地说:“我们是吃点心，点心点心，就是点点心的，不要吃饱的。”陈为人看到孩子愁眉苦脸的样子，只有“苦中作乐”，转而高兴地提议:“吃完点心，我们是不是要运动一下？来，跳个舞吧。”他自己先跳，逗得孩子笑个不停。

面临着几年来最大的困难，除了翻晒文件和箱子，并在文件中夹上烟叶以防蛀防霉，陈为人寻找中共组织的心情更加迫切。他秘密找过一次何香凝，却被告知她门边有暗探，叮嘱不要再来。没其他办法，他只好用中共内部用过的联络暗语登寻人广告，还让韩慧如晚间一次次在马路两旁的电线杆上张贴贴子，“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以期引起中共地下党的注意。

1935年底，韩慧芝被释出狱。为了生计，韩家姐妹外出教书谋生，不想这却给陈为人带来了转机。在培明女中附小当教员的韩慧英，通过女中训育主任罗叔章，与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接上了关系。他们这才知道，受中共的委托，中央特科负责人徐强也在到处寻访陈为人。

1936年秋，陈为人终于与徐强接上关系。对这一次接头的情景，徐强记忆很深:“我见到为人，脸色苍白，身体十分瘦弱，正在吐血。他不敢借钱，又不敢找朋友帮忙，肩上的担子重啊！同我交谈明显地看出他很警惕。我几次问他的住址，他都不敢讲。”而从接头的小饭店归来，陈为人明显轻松了许多，还与孩子们说笑道:“爸爸今天总算吃饱了，把盘子都舔光了。”

陈为人早年在东北狱中就感染上了肺病，接手地下文库后，长期忍饥挨饿，缺医少药，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就把萝卜当水果吃。眼见陈为人的肺病日趋严重，再独自担当重任，危险很大，为陈为人的身体也为了文库的安全，徐强决定立即转移全部文件。1936年底的一天，陈为人亲自押着两辆三轮车，把六箱档案并进四个大皮箱送到法租界顺昌里7号一幢石库门房子。接受文件箱的周小姐故意当众大声说道:“哎呀，张先生，这些破旧货你替我保管这么长时间，还劳你亲自送来，真过意不去。”她连声称谢，将两块银元塞进陈为人的怀里。

移交完文件，卸下了几年的重担，陈为人回到家中就吐着大口鲜血昏倒在地，半年之后病重不起。为了抢救他的生命，中共特意对韩慧英说:“只要能保住为人，需要用多少钱，就用多少钱。”可陈为人不忍中共在极端困难时期把少得可怜的经费浪费在自己身上，中共只好多次派医生到家里为他治病。无奈他沉疴日重，1937年3月12晚，年仅38岁的陈为人默默地走完了他的一生。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陈为人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