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文库工作人员从20余箱文件中拣出重要部分，重新分类存放，其余资料包括“事务性文件及小信”，均按《文件处置办法》“只须将内容简要的记入一本流水账，可随时毁去”进行了处置。

中央文库建立后，使用文件资料最多的是周恩来和瞿秋白。离开中央政治局后，瞿秋白将主要精力用于总结中共在工作上的历史经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常到中央文库查阅材料。

1931年初，为撰写悼念林育南、李求实的文章，周恩来也曾去文库查用文件。

1931年4月、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中央文库不得不紧急转移。张唯一雇用了两辆黄包车，将文件分若干次运往法租界顺昌里自家小石库门楼内(具体门牌号数已经失传)。

故事二

为“特殊机密”献出生命的陈为人

1931年底周恩来前往中央苏区工作后，张唯一这时已奉调为中共上海执行局(后为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秘书处负责人，实在难以兼顾文库工作。经中共中央秘书处批准，调陈为人管理“一号机密”，由张唯一单线联系。

陈为人，1928年当选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8年底和1931年春，他在东北和上海两次被捕入狱，均经中共营救出狱。出狱休养一段时间后，陈为人接到了新任务——调他们夫妻去守护地下文库。

1932年正式接手文库后，陈为人将隐蔽在“老太爷”家的文件秘密搬运至自己家中，那是一栋独门的三层小楼房:第一层卧室兼客厅，第二层为卧室，第三层改为一个小阁楼，靠里墙二尺做了一堵木板墙，两墙当中存放文件。阁楼中间放了大火炉，平时整理过的文件碎片、书籍随手烧掉；一旦出现问题而又无法挽救时，一根火柴就可以实现夫妻俩“定以生命相护，宁可放火烧楼，与文件俱焚”的誓言。

按照1929年《中共中央关于秘密工作条例》的要求，中央文库对外要以“家庭化”的形式出现。陈为人是湖南人，因此他开设了一家湘绣店作为掩护，妻子韩慧英则在附近一所小学当教员。

陈为人白天做生意，晚上关上店门，上到三楼密室，关死窗户，拉严窗帘，在昏暗的台灯下通宵达旦地整理文件。他将密写在各种小说、报纸上的文件与信函抄录下来，把原来写在厚纸上的文件转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改成小字，剪下文件四边的空白。这样，文库的存放能够尽量减小体积，进而缩小目标，避免敌人的耳目，便于保管和转移。

经过一段时间，全部文件重新整理装箱，共2万余件。打开箱子，最上面是陈为人手书的《开箱必读》，详列了查阅须知及全部目录，按文件形成的时间、地区、作者等分类编号，一目了然。

中央文库珍藏的是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国工农红军早期最重要、最机密的文件资料。文库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纪律，独址居住，独立活动，不参加中共的会议，不参加示威游行、撒传单等公开活动。因此在同外界的联系上，由妻子韩慧芝负责，陈为人只是驻守档案库。为防不测，中共也只派一名领导与文库负责人单线联系。所以即使是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也没有几个知道“存文组宣毛”中的这个“文”在哪里。

1930年代，中共的活动据点频频遭到敌人破坏。在敌特、叛徒四处活动的险恶环境里，一遇情况有异，档案库必须立即转移。几年内陈为人夫妇不知搬了多少次家，有一次甚至搬到法租界霞飞路一白俄老妇人的楼上。老太婆的儿子是个巡捕，成天张牙舞爪地满街乱抓中共党员，却不知他家楼上就住着真正的中共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