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方翻译就读了纸条上的内容，我记得是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日本国政府，对过去日本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痛感责任，深刻反省。”听完后，姬鹏飞还不放心，又让大平先生把这个条子拿来看看。这个条子是大平手写的，不是下面人起草的。姬外长担心日方翻译翻得不准确，对我说:“小周，你一个一个字准确地给我翻”，我说:“就是这个意思”。大平又说，“我只能让步到这个程度了，再要求我更多的话，我做不到。”

姬外长在那儿深思熟虑，他总得作一个回答。那个时候已经凌晨3点了，印刷厂的工人都等着呢，因为这个文件(《中日联合声明》)上午九、十点钟要签字的，而那个时候都是排字的，不像现在印刷这么方便，所以关于战争责任的措词必须尽快定下来。我在一旁也有点着急，作为一个翻译，我知道自己的责任就是正确地进行翻译。但我想起周总理以前曾多次教导过我们，说一个好的翻译应该起到参谋作用，我便冒失地跟姬外长说，“姬部长”，他说“什么？”我怕日本人听到，因为日方也有好几个懂中文的，所以放低声音说:“我看可以了，我看可以了。”他就狠狠地捏了我一下腿(我们平排坐着)，说“你少废话”。我一惊，我想，这个话说得太不对了。

但是，姬外长得表态，他就说:“大平先生，我建议我们休息十分钟”。大平很高兴。“好，休息十分钟”，他说，“我刚才递给你这个条子，我还没有给老头子看过。”日本政界，虽然田中比他小8岁，但是田中的位置比他高，一个是首相，一个是外相，所以背后都叫田中“老头子”。他说:“估计田中还没有睡着，还等着呢，我得去给他看一看。”所以姬鹏飞说大平这个人很老实，他可以不用这样讲，实际上他和田中去商量就是了。姬外长也马上去见总理了，总理也在钓鱼台等着这个结果呢。

大概十二三分钟后，他们都回来了。姬外长说:“大平先生，就按照你提的建议，按这个文字表达形式定下来。”我记得日方表示很高兴，还鼓掌了。就是说大功告成了，最难的一个问题达成了一致。

第二天早晨我到姬鹏飞那边送一个文件。他问我，“你在外交部干了几年了？”我说，“十几年了。”他说，“你连这么一点规矩都不懂啊。我都无权决定行不行啊，你怎么说是可以了，你真不知天高地厚，所以我捏了你一下。”我说:“是啊，我很冒失，很不应该。以后不会再做这种蠢事了。”他很爱护我，说:“小伙子，你说的还是对的。只是这个事情我无法决定，那么重大的事情，是要载入史册的。”

台湾问题

9月29日上午，周恩来总理、田中首相、姬鹏飞外长、大平外相正式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

其实，总理早在十几年前就定下了“政治三原则”: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第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三条，台湾同日本之间的那个所谓和约，我们称它叫《日蒋和约》，他们正式的名字叫做《日本和“中华民国”的和约》，是无效和非法的。要使日本方面完全接受这三个原则，非常难，因为这个和约是1950年定的，日本实行三权分立，这个条约是当年由日本国会批准的，22年后的政府，无权推翻22年前国会通过的这个条约。

这第三条日本方面表示很难接受，那怎么办呢？总理说，这个问题上面我们不能要求他完全接受，我们主要目的是让他和台湾断了关系，至于说那一段怎么表达，请大平先生提意见。想了什么办法呢？签署联合声明当天，签完字后，大平就离开人民大会堂，到民族文化宫。许多日本人，中国的记者都在那儿等着，所有的采访这次中日谈判的新闻界朋友都在。大平正式宣布:“现在，从今天起，我们已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作为这个邦交正常化的一个必然结果，我们同台湾的外交关系终止了。”问题迎刃而解了，而且解决得非常巧妙。我觉得这个是双方外交智慧的体现。(文/周斌 钱亦蕉 摘《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