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更多办法的宋时轮只好又使出土八路的老法宝。断桥破路。第二十军军长张翼翔接到宋时轮的指示后，马上命令第六十师部队把从下碣隅里至古土里乃至真兴里道路上的桥梁全部炸毁，封锁敌南逃之路，特别是下碣隅里向南到古土里之间的水门桥。12月4日，第六十师将架在峡谷的断崖上的水门桥炸毁。照国内战争的经验，拥有1400多辆各型车辆、辎重和坦克的陆战第一师这下是没跑了。确实，陆战第一师这时被堵在路上被第二十军和第二十七军的部队打得焦头烂额，一天也挪不了几里路，眼瞅着就要完蛋了。可他们还是绝处逢生了。

12月6日，美第十军工兵中校约翰·帕特里奇乘飞机侦察了水门桥，估算出需要4套M2车辙桥。为保险起见，决定空投8套。次日上午9时半，美国远东空军第五航空队出动C-119运输机8架，将8套钢制的车辙桥板和木制的车辙桥组件投向古土里环状阵地内。随即，陆战第七团辎重队担任掩护，两个工兵排当天就将水门桥架通。不仅如此，对于第二十军用毁坏车辆设置的路障，陆战第一师用推土机很快就予以清除；对于被炸毁的道路和桥梁，陆战第一师机械化作业的工兵分队很快予以修复或重新修筑了迂回道路。当晚，美陆战第一师第五、第七团冲过水门桥，与先期到达的美陆战第一师师部和第一团会合。

如此惊人的综合能力，如此迅捷的机动速度。宋时轮和他全兵团的官兵们都结结实实的吃了一惊，具有高度现代化战争手段的陆战第一师确确实实是个此前从未遇到过的劲敌。陆战第一师这个敌人，给中国军人上了血与火的一课。经历过这场战争的士兵，比任何人都渴望自己的军队长上现代化的翅膀。陆战第一师对第九兵团也有“从未见过”的认识，“中国兵这样多，这样顽强地反复进攻的事从未见过。”“他们冒着陆战队的炮火源源而来，其视死如归的精神令陆战队员们肃然起敬！”“对这场战斗，我感觉是强烈的，因为我失去了所有的战友。我们伤亡惨重。我从未见过像这样的战斗。我曾经在二战中，遇到过德军最后一次大反攻，但也不似长津湖之战这样激烈。那情景真是不堪回首。”多年后，美步兵第七师师属第五十七炮兵营营长卡罗·D·曾顿斯中校如是说。

12月9日夜，美陆战第一师所有车辆在公路和桥梁上川流不息，倘若有一支生力军在此时此刻再度出现，疲惫不堪焦头烂额的陆战第一师无论如何也无法再度支撑一记致命重拳的狠击。可是宋时轮已经没有生力军了。在大雪中徒步机动的第二十六军受到美航空火力的狂轰滥炸，白天根本无法行动，晚上追击又走不远，每次都只能抓住陆战第一师的一个尾巴。而第二十军和第二十七军的部队经连日作战，饥寒交迫，战斗力大打折扣，已经形不成强有力的拳头了。本来水门桥南侧有第六十师的1个连队设伏，又处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位置。应该是史密斯的一个克星。可已冻饿10余日的他们全部站不起来了，大部分官兵冻死。当后续部队赶来的时候，少数握着手榴弹的幸存者也奄奄一息。赶到的后续部队目睹此状全部痛哭失声！转身就疯狂地冲向战场。但还是要打！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两支英勇的铁军还是表现出高昂的战斗意志，所有还能活动的人包括轻伤员都投入追击，死死地缠住敌人，几次将陆战第一师部队截住并予以沉重打击。许多已经冻掉脚趾头的战士仍然一瘸一拐地提着手榴弹去追击敌人。陆战队员们多次被几个甚至一两个中国士兵打得半天动弹不得。“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这就是新中国的人民军队。陆战第一师一路上被打得七零八落，狼狈不堪。12月12日，精疲力竭的陆战第一师在美步兵第三师的接应下，逃出第九兵团的包围。他们把这段历程称为“地狱之火”。

据陆战第一师自己统计，侥幸逃脱包围后，有着24124名官兵的美陆战第一师战斗减员4418人，冻伤减员7313人，减员总数为11731人。减员数量为全师兵员总数的40%。加上美步兵第七师、步兵第三师及其它部队的损失。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在长津湖战斗中共歼灭美军13900余人（战斗伤亡）。第九兵团战斗减员19202人，冻饿减员28954人；减员总数48156人。减员数量为全兵团兵员总数的32.1%。也就是说，全兵团每3个人中就有1个人牺牲或负伤。第二十军冻伤最为严重，营连排三级干部大部分被冻伤所致坏疽致残致亡，作战结果：联合国军美第十军伤亡惨重，演成全线大溃退，完全没有达成其战役意图；而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全线进攻，基本实现战役目标，并完成巨大的战略任务。

中国军队在东西两线的作战，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战局。没有人公开批评过宋时轮将军在如此众多的冻伤减员的问题上应负什么责任。毛泽东没有，彭德怀也没有。他们都知道，在瞬息万变的战争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打乱原部署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加上刚成立的国家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应急动员体制，出现这样大的非战斗减员是难以避免的。而宋时轮面对复杂情况决心坚定，处置果断，完成了艰巨的战略任务，表现出高度的全局意识和战略观念，是一个优秀的高级指挥员。

毛泽东多次发电，对宋时轮和第九兵团予以高度赞扬。可宋时轮将军却终生为此自责、内疚。倘若从接到准备入朝作战命令开始，就不对补给存依赖心理，捧起老法宝，发动大家“八仙过海”想办法就地筹集或购买冬装；倘若能照原计划在山东完成3个月整补；倘若能在东北实现两周整训并进行必要的补给，冻饿减员会更小，作战成果会更大。但是，战争毕竟是战争，没有“倘若”可言。何况是一场别人强加于我们的战争。

1952年7月11日，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的宋时轮将军被中央军委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9月的一天，在鸭绿江边即将返国的宋时轮将军向长津湖方向脱帽弯腰，向长眠在那里的他认识和不认识的战友、那些有名和无名的忠勇士兵，深深地鞠躬90度。当他抬起头来戴上军帽向他们致庄重的军礼的时候，人们发现，这位身经千战的名将已经泪流满面。

1992年，一位英籍华人在《世界军事》上撰文：“第二次战役即清（川江）、长（津湖）之战‘迫使敌军转入防御，从而扭转了朝鲜战局。’”“中国人自近代以来第一次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一个西方列强（而且是最强国）的战争应该是抗美援朝战争。只是经过这场战争，中国人才真正在世界强国之林中站立起来。清长之战是对一百年前鸦片战争的一个交代：是的，我们战败过，但是现在我们胜利了！因此，清长之战值得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永远引为自豪和加以纪念。”“建议：宣传清长之战的历史地位，每年12月24日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他还建议，为宋时轮、梁兴初等民族英雄和他们的士兵们刊碑。笔者举双手投赞成票。1991年9月17日，宋时轮将军面带微笑走向永恒。他曾说：“让我们永远记住这段历史，因为它是中华民族的辉煌！”我们记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