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53年3月，贝利亚就下令成立了五个委员会，审查“医生反革命分子案”、“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案”、“军事部军械总局工作人员案”、“格鲁吉亚地方工作人员案”和“空军及航空工业部工作人员案”。委员会很快就做出结论:所有这些案件都是原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事先捏造的。

4月3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就贝利亚提交的内务部关于“医生反革命分子”案件的报告通过了决议，采纳内务部的建议:(1)释放在押的根据所谓的“医生反革命分子”案件而被逮捕的37人及其家属，并为这些医生彻底平反，完全恢复其名誉；(2)追究原苏联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的责任，特别是在捏造这起挑唆案件以及粗暴践踏苏联法律方面极其猖獗的那些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同时，苏共中央书记、原国家安全部部长С·Д·伊格纳季耶夫和副部长留明被撤职、逮捕。

贝利亚亲自给各大报纸发去了内务部关于这个案件的通报。《真理报》当时就“医生反革命分子案”公开平反所作的评论强调，保护苏联公民的合法权利是苏维埃国家得以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最重要基础。

4月4日，贝利亚签署的一份文件指出:“苏联内务部已查明，在国家安全部机构的侦查工作中，存在着粗暴践踏苏联法律的现象，逮捕无辜的苏联公民，肆无忌惮地伪造侦查材料，广泛地使用各种审查方法——残酷地毒打罪犯，昼夜使用手铐，……，长时间剥夺罪犯的睡眠，将罪犯扒光衣服关进寒冷的单人囚室里。”这份命令还指出:由于“这些极其残酷的审讯方法，使得许多无罪的被捕者被侦查人员折磨得体弱力衰、精神沮丧，而其中的个别人已经丧失了人的面貌。利用犯人的这种状况，侦查人员-伪造者趁机将事先就编造好的关于进行反苏维埃和间谍-恐怖活动的证词塞给他们。”

在“医生反革命分子案”的平反之后不久，“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案”、“军事部军械总局工作人员案”等四个案件也被内务部推翻、平反。

（3）改革国家保安体制，限制保安部门的权力

早在斯大林去世后第二天，贝利亚即着手筹划改革国家保安体制的措施，并在短时间内予以贯彻，其内容首先是将规模庞大、权力极大的内务部的种种“生产、经营和建筑单位”转交给各经济部委。仅1953年3 月间，就有近30个这样的大单位被转拨出来，包括远东建设总局、特种石油工业建设总局、公路总局、铁路建设总局、林业工业总局等等。稍后，同样出于贝利亚的创议，庞大的古拉格（劳动改造营和教养院管理总局）及其各分支机构移交给司法部，内务部仅保留关押“特别危险的国家罪犯”（主要是政治犯）的特殊营和关押战俘中被判刑人员的军事罪犯营。

作为保安体制改革的一部分，贝利亚下令严禁内务部机构对被捕人员采取任何强迫和体罚措施，所有办案人员“今后如果再破坏苏联法律，将严惩不贷”，直至将肇事者甚至其领导人交付法庭审判。他并且下令关闭监狱里对犯人进行体罚的场所，销毁一切刑具。

此外，他还建议重新界定“反革命罪”这一概念，重新审查所有涉及“反革命罪”的案件,包括三十至四十年代的此类案件，为蒙受冤屈者宣布平反并予以精神和物质补偿。

在贝利亚被捕前10天，他准备提议“因缺乏经济效益和发展前景而废除现有的强制劳动制度”；并且已正式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出了要求严格限制内务部长特别会议（即内务部审判庭）职权的报告，因为这个在30年代肃反运动初期设立、以后又多次被赋予更大权力的非司法机关广泛地滥用权力，制造假案。

贝利亚平反冤假错案、改革保安体制的行动在中央主席团内部引起了争论。在4月10日主席团通过了一个支持贝利亚的特别决议:“赞成拉·帕·贝利亚同志采取措施揭露过去苏联国家安全部制造冤案陷害诚实的人们所犯下的罪行，以及消除由于破坏苏联法律所造成的后果，应注意到，这些措施的宗旨是巩固苏维埃国家和社会主义法纪”。

（4）纠正民族政策错误，改善民族关系

自1953年4月中旬起，贝利亚开始纠正民族政策方面的错误。在苏联于卫国战争前不久兼并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乌克兰西部，战争结束后的局势仍很紧张，对推行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进行的抵制导致数以万计的公民遇害。虽然到斯大林去世时有组织的反对已大致被消灭，但贝利亚知道一些非俄罗斯民族的愤懑迟早还会爆发出来。

4月1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在贝利亚推动下通过决议，宣布“明格列尔案”这桩战后民族问题头号大冤案纯粹出于捏造，所有受害者一概平反。随即，靠该案担任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的俄罗斯人姆格拉泽被撤职，由格鲁吉亚人米尔楚拉伐接任。

接着，贝利亚指示内务部调查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在民族政策方面的错误。这是贝利亚所发动的一次最广泛的行动。他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了关于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党的各机关工作中存在的缺点的一系列报告。报告强调说，这里的国家安全机关试图借助于大规模的镇压来“改善”政治状况。

根据内务部的报告，中央主席团通过了相应的决定。在乌克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等加盟共和国，很快也采取了替换俄罗斯族最高领导人的措施，并且批判他们在民族政策方面的错误。贝利亚还着手纠正强迫某些非俄罗斯民族集体迁徙的错误。

可以说，斯大林去世后短时间内民族政策的变化，就其速度之快和幅度之大而言，在苏联政策史上鲜有可比者。甚至贝利亚的头号对手赫鲁晓夫后来也承认，贝利亚在这一点上“碰巧是正确的”。

然而，6月12日中央主席团通过的关于白俄罗斯中央第一书记帕托利切夫由白俄罗斯族人齐米亚宁取代的决定没有来得及实现。显然，在民族政策“纠偏”方面，出现了新的转折。事情一直拖延到6月底贝利亚被逮捕。帕托利切夫留在了原来的职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