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关于1945年中苏条约谈判的论述，参见拙文:《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А.М.Ледовский，СекретнаямиссяА.И.МикоянавКитай，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1949г.（米高扬在中国的秘密使命，1949年1-2月），Проблемы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1995，№2，л.106-107；№3，л.101。
И.В.Ковалев,ДиалогСталинасМаоЦзэдуном（斯大林与毛泽东的会谈）,Проблемы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1991г.№6，л.86。
А.М.Ледовский，Проблемы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1995，№3，л.101。
Ковалев，Проблемы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1991г.№6，л.86；S.Goncharov,J.Lewis,XueLitai，UncertainPartner:Stalin,Mao,andtheKoreanWar,Stanford,1993，p63。关于建国前夕中共与苏联在中长路问题上的矛盾，详见拙文《对中苏同盟经济背景的历史考察》，《党的文献》2001年第2期。
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45，оп.1，д.328，лл.11-50.
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100，оп.42а.п.288，д.19，лл.81-85。转引自Б.Кулик,КитайскаяНароднаяРеспубликавПериодСтановления，1949-1952гг.（建立初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Проблемы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1994г.№6,л.7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页。
Ковалев，Проблемы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1991г.№6，л.88-89。
在此之前，研究者大多根据师哲的回忆录认为，中苏莫斯科会谈初期出现不愉快的原因是斯大林不了解毛泽东的意图，或双方产生了误会。现在看来，这种说法似乎是没有根据的。至于有俄国学者称毛泽东访苏主要是为了养病的说法，更是大谬不然了。
沈志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
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
作者:沈志华|时间:2007-01-04|来自:ColdWarChina|阅读:人
pt;mso-hansi-font-family:宋体">[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35页。
Ковалев，Проблемы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1991г.№6，л.89。
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197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18页。可惜的是，在目前中俄两国公布的档案中均未见到关于这次会谈的文献资料。
П.Юдин，МаоЦзэдунокитайскойполитикеКоминтеренаиСталина（毛泽东谈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中国政策），Проблемы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1994，№5，лл.105-10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212页。
汪东兴:《汪东兴日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
АВПРФ，ф.0100，оп.43.п.10，д.302，лл.1-4。
当斯大林同意与中国签订一个新条约后，毛泽东即指示中国外交部，对于英国建交要求的答复“应当拖一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249页。）这说明他当时提出这一问题确是别有用意的。
Goncharov，Lewis，XueLitai前引书，第211页。
毛泽东本人后来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过:“斯大林的立场发生变化，也许是印度人和英国人帮了我们的忙。”见П.Юдин前引文，第106页。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л.12-15，18-19。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л.20-25、26-29、30-34、1-4。
此时周恩来尚未到达莫斯科，更没有提交中方的条约草案。所以，师哲在回忆录中的说法，即是周恩来提出在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名称上加上“互助”二字的（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48页），是值得怀疑的。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л.117-121。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л.5-7。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20，д.248，лл.4-13、20-28。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л.41-50。
АПРФ，ф.45，оп.1，д.329，лл.29-38。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5，лл.38-40。按照中国方面有关回忆录和研究著作的说法，中苏条约最初文本是周恩来起草的，或苏方按周恩来的意思起草的。见《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48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22页。据说其根据是周恩来当时曾有一封电报称条约是我方起草的。但笔者至今没有看到中方最初起草的文本，因此判断周当时的说法可能是出于某种政治上的考虑。需要指出的是，中苏谈判的直接参加者、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的回忆与俄国档案材料是吻合的，他承认“条约最初文本是苏方起草的，没有原则变动”。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页。
АПРФ，ф.3，оп.65，д.369，лл.7-10；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4，лл.8-15。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20，д.248，лл.38-55。
辨认档案原件上的手写批改意见是非常困难的，原俄国驻华使馆首席参赞冈察洛夫在这方面提供了极大帮助，笔者在此表示感谢。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20，д.248，лл.74-79。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4，лл.17-22。
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4，лл.8-13、29-34、50-55。
《补充协定》原件及中方的修改意见参见АВПРФ，ф.07，оп.23а，п.18，д.234，лл.64-69。在这一问题上，俄国档案记录与以前在中国流行的一些说法又有所不同。中国有材料说，毛泽东开始不肯签署这个协定，只是在斯大林的一再坚持下，“为了照顾中苏团结的大局，只好让步”。（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5页；《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46页。）毛泽东后来也把东北和新疆称为苏联的“殖民地”。关于这个问题，笔者以为还需要进一步进行考察。
斯大林曾经把苏联在对日作战中所获得的成果与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做了对比，他说:1904年的失败是俄国历史上的污点，为了清洗这个污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下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中文版，第438-439页。
АВПРФ，ф.07，оп.23a，д.235，л.123。
关于周恩来突然提到蒙古问题时斯大林的紧张神态，见《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50页。
АВПРФ，ф.07，оп.23a，п.18，д.234，л.16。
据齐赫文斯基后来说，斯大林一直怀疑，内战时期美国没有发动对中国的武装干涉是因为中共和美国政府之间有某种默契。见章百家:《新中国的外交方针》，载《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第2期，第59页。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9，лл.99-102。
АВПРФ，ф.0100，оп.43，п.315，д.142，лл.53-54。
АВПРФ，ф.07，оп.23a，п.18，д.239，лл.1-7。
《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54-456页。1月17日谈话记录表明，师哲所说毛泽东没有以政府名义发表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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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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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出于“误会”，显然又是记忆的错误，因为谈话记录表明毛泽东特意问明“以政府名义”就是指外交部。
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美国是“斯大林与毛泽东谈话中无形的第三者”。见Goncharov，Lewis，XueLitai前引书，第104页。
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中文版，第233页；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3，д.11，лл.87-91。
АПРФ，ф.3,оп.65,д.776,лл.33-38。
АВПРФ，ф.059а，оп.5а，п.3，д.11，л.92。关于苏联转变对朝政策的详细过程，见拙文《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载《二十一世纪》2000年2月号。
南朝鲜的港口同旅顺、大连一样都是不冻港，而为了把苏朝之间的铁路连接起来，双方在1949年3月已确定修建克拉斯基诺至阿吾地仅58公里的铁路线。参见АПРФ，ф.45，оп.1，д.346，лл.13-23。
顺便说一句，就斯大林的处事惯例和苏联外交政策的决策程序而言，很可能就没有这方面的直接证据，即使苏联有文件公开说明其改变对朝政策的动机，也无法确定那白纸黑字就是斯大林的真实想法。
АВПРФ，ф.0430，оп.2，п.18，д.5，лл.1-7。
АВПРФ，ф.0431I，оп.1，п.52，д.8，лл.40-43、44-45，转引自KathrynWeathersby，SovietAimsinKoreaandtheOutbreakoftheKoreanWar，1945-1950:NewEvidencefromtheRussianArchives，ColdWarInternationalHistoryProjectWorkingPaper№8，1993，pp.9-11。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如何估计美国对朝鲜半岛军事冲突的反应问题。笔者对这方面的论述，详见拙著《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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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沈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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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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