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被迫做出的重大让步

周恩来率领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于1月20日抵达莫斯科，并参加了22日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第三次正式会谈。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与斯大林就几个原则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重新签订中苏条约；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口协定依然有效，此后苏军撤出旅顺；在法律上保留原中长路协定的有效性，而实际上进行适当的修改；苏联放弃在大连港的权利；中长路领导职务由中苏双方轮换担任；委托米高扬、维辛斯基、周恩来、李富春进行具体谈判。

1月23日，中苏双方代表进行会谈，并首先讨论了苏方提出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1月24日23时，经中方修改后的草案递交苏方。把双方的草案进行仔细对比可以发现，中方的修订草案除调整了一下段落安排和增加了个别修饰词以外，从名称到内容，与苏方的草案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后来双方又有两次对条约文本的修改，但都是个别文字的改动或调整。对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因为条约所述的防止日本及其盟国的侵略、加强双边的协商与合作等内容，都是中苏双方的共同愿望和要求。真正涉及双方利害冲突的是在具体的实际的问题上。

经过两天的研究和讨论，1月26日中方提出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的草案。该草案首先在形式上与苏方草案不同，即将几个利益攸关的重大问题放在一个统一的协定中解决。这实际上等于否定了苏方关于在签署对日和约后再重新审议有关协定的意见，而是要求立即一揽子解决所有协定的重新审议问题。在内容上，双方设想的差距就更大了。针对苏军在对日和约签订后撤出旅顺口的条款，中方草案增加了补充条件:如果“由于某些原因阻碍了对日和约的签订，而本协定生效已超过三年期限且未再缔结相应的条约，则苏军将立即撤出旅顺口地区。”最要害的问题是中方提出了苏方草案完全未曾想到的问题，这主要是:第一，苏联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在大连和中长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同时声明将上述所有权利和义务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目前由苏联临时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和旅顺口地区的一切财产，均由中国政府接收。第三，对日和约签订或本协定生效三年后，苏联政府立即将中长铁路及其所属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所有。

除旅顺撤军问题外，中方的草案几乎完全推翻了苏方的原有设想。这是苏联方面感到非常意外的，以至收到周恩来的草案后，苏方进行了紧张研究和反复修改。笔者在俄国档案文献中发现了对中方这一草案的四份不同的修改稿，尽管字迹潦草，不易辨认，但可以看出是不同人分别修改的，而且删改之处非常多，特别是斯大林本人批阅的一份文本，几乎把中方草案的内容全部勾划掉了，其字里行间透露着斯大林的恼怒和愤慨。然而，在经过冷静商讨和慎重考虑之后，斯大林还是决定做出让步。苏方于1月28日交给师哲的

协定修改稿已经很接近中方的草案文本了。在苏方的这个协定草案中，没有提苏联放弃在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的问题，并增加了由中国“偿还苏联自1945年以来用于旅顺口修复和建设工程的费用”的条款。除此以外，苏方接受了关于旅顺口的条款（不包括移交财产），也接受了大连的行政完全隶属中国管辖、立即由中国政府接收大连（不包括旅顺口）的一切财产的条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方还接受了在对日和约签订后或不迟于1952年末无偿地向中国移交中长铁路的权利及全部财产的条款。不过，苏方在同时提交的该协定的议定书中又增加了三条:对于苏联运入、调出旅顺口的物资和原料免征一切税收；上述物资和原料免受中国海关检查；苏联军队和军用物资可以沿中长铁路自由调运，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

1月31日，中方又针对苏方草案提出: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也可以自由地沿苏联的西伯利亚铁路调运。对此，苏方不能再容忍了。于是，中苏双方在1月31日至2月2日的谈判中发生了激烈争论。米高扬认为中国军队从满洲沿苏联铁路向新疆调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和合理性，中方的建议实质上是对苏联建议的“反提案”，是“隐讳地反对苏联这一建议的一种特殊方式”，因此“没有任何必要，也绝对不会被接受”。如果中方坚持，那么将重新考虑中长路协定的有效期。周恩来与毛泽东商议后放弃了这一要求。2月11-13日中苏代表进入了新一轮谈判。显然是为了防止因苏联势力退出东北地区而造成美国在东北亚扩张的结果，苏联又提交了一个新协定草案，其中规定在苏联远东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的领土上以及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不得向外国人提供租让，并不允许有第三国的资本或公民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经营活动。这就是所谓的《补充协定》。对此中方表示接受，会谈中周恩来说，毛泽东同志同意这个协定草案，只是在文字方面有几处不大的意见。周恩来还提出，中国准备采取经济措施，逐步减少外国公司和组织在东北和新疆境内从事的经济活动。

至此，中苏结盟谈判中经济利益的冲突总算化解了，做出让步的实际上是苏联方面。那么，斯大林为什么会在涉及苏联远东战略利益的问题上做出如此重大的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