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有12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国家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目睹并领略了外面的世界，感受到了世界经济的脉动。邓小平一人就4次出访，行程遍及8个国家。他在朝鲜对金日成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这就是1978年，冰河解冻，大地回暖。

然而乍暖还寒也正是早春的特质。在一部分共产党人的心头，还有一堆尚未解开的心结:刘少奇的遗孀王光美还在大牢里，彭德怀的骨灰还不能进八宝山，丙辰清明的天安门事件依然被冠以“反革命事件”，“两个凡是”的阴霾仍悬置在国人的头顶……

依然是这一年的春天，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总理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他总结了16个月来的工作，并提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要建设120个大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十大油气田等高指标。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薛暮桥从人民大会堂回到家中，竟捶胸顿足大哭起来。他边哭边说:“这是洋跃进啊，国民经济要崩溃了，国家还不思改革！”

这个洋跃进，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更加失调。薛暮桥斟酌再三，提笔给中央写信。信中直指十年规划中再次出现的急躁冒进的现象，要求纠正建国以来20多年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特别是要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

这一年的5月11日，《光明日报》的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开始了一场划时代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并泾渭分明地划出“凡是派”和“实践派”两大阵营。这一大讨论，成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更是全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实践的思想先导。

于光远:我不清楚是何时、由谁首先提出要召开这个会和怎样提出来的，不清楚中央常委的几个人对召开这个会都有怎样的想法

1978年11月5日，邓小平与夫人卓琳前往东南亚三国访问。这是1976年以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东南亚。此次出行的第六天，他们前往马来西亚总理府拜见奥恩总理，彼此畅谈起国际形势。正是在那次会见中，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对外政策就是要延缓战争的爆发，以争取更多的和平时间。

而就在同一时刻，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的主席台上，华国锋的旁边没有邓小平的位置。今天，许多关心这段历史的人依然弄不明白，为什么在那样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邓小平竟然没在现场。

此时，陈云坐在会议室面朝主席台的席位上，他仅是一名中央委员，除此之外什么职务都没有。在一年前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否定了让陈云进入政治局的提议。但华国锋会前恐怕不会想到，这个无比喜爱评弹的中共老政治家会在此次会上做出惊人之举。

多年以后，于光远回忆说，完全不清楚那次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是什么，也没有看到任何记录，“是何时、由谁首先提出要召开这个会和怎样提出来的；不清楚中央常委的几个人对召开这个会都有怎样的想法；不清楚提出召开这个会议后，在几位中央常委之间都经过怎样的讨论，最后又怎样做出了决定”。他希望研究党史的同志把它搞清楚。

至此，有必要对1976年10月至1978年的政治气候做一简单回顾: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政坛“左”的思想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两个凡是”便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