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会议上，习仲勋和我详细汇报了广东贯彻执行中央50号文件的情况。在这次会议上，经过讨论研究，大家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提出了解决存在问题的具体措施和办法，形成了《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纪要》包括八方面的内容:调整农业发展方针；抓紧解决能源和交通运输问题；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改进海关管理，简化出入境手续；资金信贷给予必要支持；搞好市场安排和物资供应；积极稳妥地抓好经济特区的建设；切实加强领导。另外，《纪要》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将“出口特区”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

1980年5月4日，省委决定成立广东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由吴南生兼任主任、党组书记。

5月16日，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这个《纪要》（即中央〔1980〕41号文件），希望中央有关部门和广东、福建两省加强协作配合，共同努力，把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做得更好。

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暂行条例》，经济特区在中国正式诞生。

此后，广东经济特区的工作主要由吴南生、梁湘等人负责。当然，特区的一些重大问题需要省委、省政府讨论决定时，我也参与了决策。到1983年我从省长位置退下时，深圳特区的发展速度最快，珠海、汕头特区基本上还处于筹建阶段。

1984年1月24日至2月5日，邓小平在王震、杨尚昆的陪同下到广东视察。我当时到北京开会，是随他们的专列一起南下的。抵达广州时，我考虑到邓小平路途比较劳累，请他到珠岛宾馆休息，但他坚持先到深圳。于是我和梁灵光陪同他们视察了深圳、珠海。邓小平对这两个经济特区的建设给予了充分肯定，分别题了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

习仲勋为广东争到尚方宝剑

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

1980年8月底，广东省的主要领导同志都到北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9月24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听取了习仲勋、杨尚昆和我关于广东工作的汇报。

在会上，当我们向中央提出给广东以更大的自主权，允许我们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试办出口特区，以便加速广东经济发展建议时，想不到有一位中央领导当场大泼冷水。他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要在边界上拉起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几个省隔离开来。我们听罢，大为惊讶。很显然，他是担心国门一旦打开之后，资本主义的东西会如洪水猛兽一样涌进来，因此，才产生用铁丝网将广东与周边诸省区隔离开来的想法。虽然在这次会议上出现了不同声音，但我们的大胆构想，得到与会大多数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中央书记处负责同志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对在广东如何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作了重要指示。

9月28日，中央印发了这次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纪要》指出，中央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目的是要充分发挥广东、福建两省的优势，使广东、福建先行一步富裕起来，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为全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探索道路，积累经验，培养干部”。所谓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一是增大地方的权力，二是广东、福建两省对外更加开放。同时中央授权给广东省，对中央各部门的指令和要求采取灵活办法，适合的就执行，不适合的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

总之，《纪要》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重大意义，同时给两省以更大的独立自主权，让我们更加大胆地去干去闯。这是习仲勋、杨尚昆离开广东、调回中央工作之前，为广东争取到的一把尚方宝剑。这也说明中央对广东寄予十分殷切的期望。